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人物
讲文化定要讲历史，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
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
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
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
因此，西方历史多是纪事本末体，中国虽有此体，但非主要。
中国史以列传体为主，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最难读。
一翻开，只见一个一个人，不易看见一件一件事。
如读《史记》，汉代开国，只见汉高祖、项王、张良、韩信、萧何许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
《尚书》是古代的纪事本末体，此下要到宋代袁枢才有《通鉴纪事本末》，只便初学，进一步再读编年史如《通鉴》，更进一步始读正史列传。
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因此学校讲历史，都重事，不重人。
如讲楚、汉战争，汉高祖怎样打项羽？固然要讲到人，但只以事为主。
有一年，我在美国亲同他们一位史学家辩论过这一问题，他说：“历史固应以人为主，但此人若无事表现，如何跑上历史？”
我说：“此事难说，因其牵涉到中西双方整个文化体系上面去。
我且举一个明显的例，在中国有很多人没有事表现而也写进历史，而且这类人决不在少数。”
我们今天不论大学，乃至研究院，讲史学，虽是分门别类，注意都在事上。
如讲政治制度，没有一个绝对是与好的制度。
制度总是要变，并无千古不变，亦无十全十美的制度。
如讲社会经济，一切有关经济的理论思想，及其事实，也都随时而变。
在坏制度下，有好人总好些。
在好制度下，有坏人总不好些。
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
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
而所谓人之好坏，此一标准，则比较有定不易变。
此刻把历史分类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一切完备，却不注重历史里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层，成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
制度由人来，某些人起来了，才有此制度。
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来。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历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们都能变成历史人物。
要来维持历史，复兴历史，创造历史，都得要有人。
讲到历史人物，当然要讲历史。
世运与人物总是相随而来的。
时代不同，人物也跟着不同。
中国人一向看历史总要变，故说世运。
历史时时在变，世运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下。
我们把历史上一切时代大体分别，不外有两种，不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后也如此。
某种时代，我们称之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变成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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