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正统”
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
。
“经”
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
“权”
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
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
的学问，就叫“经学”
。
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
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
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
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
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
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
。
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
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
他们如果了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
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
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
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
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但这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
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
“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
“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护良治的积极性？”
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
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
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
笔者如果不是在《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王国维和周作人对叶德辉之死的不同反应。
周作人其实和王国维一样身在局中，无由置身事外，但他没有运用智力反而更好，从而便不会为自己营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觉。
他不愿面对事实：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
他以为，如果他能科学地证明老鼠并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淹死。
然而，自欺欺人只会将他引向更少尊严的死亡。
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
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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