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孺不免。
而府兵渐废，五胡异种，无非混同汉民。
种族出身宗教文化，远不及阶级形势为要。
元据两河，王公采邑、朝廷郡县两制并存，是以忽必烈有不臣之心，能以封邑为据点，积累实力。
及其谋叛，有王文统辈精于盐法钞法者为“经济独裁者”
，诸邑宗王在华者无不受金钞巨万而倒戈。
阿里不哥、海都走避，草原骑士、封建土俗败于汉土金帛、官商经济动员体系，等于成就夹谷清臣未尽之业。
宗王自此夺实邑，行省一统长城内外，名义封邑以朝廷金钞赎买，即大都朝廷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集权。
《元史·世祖本纪》几为发宝钞若干赐宗王、诸军、降将、新附民、灾民之流水账簿，所涉金额之巨，于宋世百倍不止。
不取江南税源，宝钞体制必有内溃之虞，无异残金。
虽取江南，亦必与阿合马、桑哥辈“国家垄断经济学家”
共治，用之而后杀之以平民愤。
开国之君窘困若此，为历代所鲜见。
即令权变至此，不过补缀二纪而已。
成宗即位，公私困弊，危重难言，计无所出。
武宗二年（1309），三宝奴[113]奏：“尚书省立，更新庶政，变易钞法。”
后“制可。
诏天下，敢有沮挠尚书省事者，罪之”
。
颁行“至大银钞”
，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亦即更张，印造至元宝钞。
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
乃循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
（《元史·武宗本纪》）
熟于金哀宗贾少师财政学、金元劵银元劵沿革、戒烟丸戒鸦片故实者，不难推知结局。
纸质宝钞、盐引与无限皇权结合，有元一代，盐价永远上扬，钞值永远跌落。
及其亡，民变之有组织者，唯有教派及盐枭。
至正垂亡之际，两浙士论久已切齿于“言利之臣”
。
刘诚意[114]集中，念念不忘烹弘羊、继周道二事，亦一时舆论气候反应，未必皆独得之见。
彼从石抹宜孙父子，志在勤王，无奈顺帝君臣不能为文宗、恭王，自然不得为曾左[115]，竟以“长毛状元”
、红巾军师了此一生。
牧斋（钱谦益）诧其未遇时心气发扬，仕明为公卿反而郁郁悲回，实于反动阶级敌视流氓无产者之本能心理估计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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