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地方，他证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历史实证主义者。
他似乎习惯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国及其邻国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样，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很少受财政、人事和各种临时突发事件影响而屈从于短期行为。
然而，现有的一切可靠证据都说明：当时中国、日本、俄国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短期行为，目的只在于解除燃眉之急。
基辛格在这方面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绝大部分源于某些政治家的事后宣传和他自己的郢书燕悦。
总的说来，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空洞的。
不过，随着纪录进入基辛格亲自参与和见证的时代，《白宫岁月》那位文采飞扬的智者又回来了。
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
撇开1972年和1979年的两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经验性观察：中国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国。
她有纵深辽阔的战略，却没有范围明确的外交。
伊里布和李鸿章的手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段虽然成败各异，但同样建立在人事关系-施恩庇护的基础上。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代表觉得：清国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书。
李鸿章在马关诉诸私人交情和关于文明远景的哲学理论，使他的日本对手既困惑又烦躁。
红色中国的神秘领袖身居禁宫，把他们的光临或接见视为主要的外交让步，把双方的感情视为主要的外交收获。
在他们眼中，西欧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只是秘书和技术员的活儿：卑微而不足道，只是感情融洽或疏远的副产品，额外恩赏或报以颜色都不在话下。
基辛格始终老于世故，巧于辞令。
他如果直言不讳，大概就会说出类似《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言辞。
中央帝国（可以用革命中心或伟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战略时间表往往以许多世纪为基本单位。
蛮夷各邦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临时性外交对帝国的布局影响甚微。
给予蜉蝣小邦的恩赏、亲善、褒奖、让步、牺牲都不过是贾生“五饵”
的各种变形（气度狭窄的小邦很可能视之为对方的愚蠢或失败），最终仍然会像草船借箭一样回到帝国。
只不过如此漫长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蛮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
匈奴、契丹、三韩、于阗各小王、酋长对伊里布和邓小平的甜蜜、李鸿章和毛泽东的玄妙非常熟悉，不下于马尔嘎尼勋爵和基辛格博士。
鲁莽强健的少年往往能伤害深沉虚弱的老人，但他从来不能理解后者。
当然，基辛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
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问题上，直言不讳的结果多半是：中国读者感到西方肆无忌惮的侮辱和伤害，西方读者感到中国深不可测的阴险和狡猾。
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样，精通“怎样用中国人既能听懂、又喜欢听的修辞表达敏感问题”
这种高深艺术。
顺便说一句，这种本领也是历代中国官场的核心技术，比才学、功绩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
阿礼国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胜利的地方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用错误的方式说出了实际内容完全相同的话。
李鸿章对格兰特的礼遇其实就是基辛格后半生在华所受礼遇的失败原型，是一种针对候补客卿—信使的文化训练。
这种训练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
中国明知道西方政坛“退役”
人物不过是政治僵尸，仍然坚持授少数训练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赏和长期的信任；原因在此。
这种待遇是“去年的雪”
（弗朗索瓦·维庸名句）在本国从来不能指望的。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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