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
最先是学理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后来是校园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相互浸润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
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
“思想巨人”
“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大师”
“悲剧哲学家”
“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
“存在主义之父”
“诗性哲学之父”
……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
刚刚与“造神”
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
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80年代之初“引进”
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
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融化“个人迷信”
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
的最锐利的部分,乃在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
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
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
,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
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癫。
这时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
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
们“疏忽”
了的事实:
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
的程度
“存在主义的演讲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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