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得帝国上下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
帝国权力系统内党争不断，紫禁城内乱象丛生。
在朱由校成长时期，他的父亲朱常洛已经被册立为皇太子。
“国本之争”
虽然渐渐趋于缓和，但是由此引发的政治后遗症依然如厚重的乌云密布在帝国的天空。
在立嗣之争中，大多数帝国官员乃至社会舆论都站在了东林党所提倡的传统礼法这一边，与万历皇帝对着干。
但也有那么一拨儿人，希望通过支持万历皇帝来捞取政治资本。
其中也有一些居于高位的中间派人士，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君臣反目，不希望帝国的权力系统被拖向崩盘的边缘。
但他们又无力改变两党对立的局面，于是只好在博弈双方之间扮演着和稀泥的角色。
那些固本清源，专门同皇帝和高级官僚作对的东林党人常常自命为“正人”
或者“清流”
，而那些阿附皇帝、辅臣的人则被称为“邪佞”
。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中，“正”
“邪”
两大政治派别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双方都会台上桌面缠斗不休，朝堂上下乌烟瘴气。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帝国皇城内发生了一件大案，一位男子擅自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暴力袭击太子，史称“梃击案”
。
每每读史至此，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入宫行刺不携带刀具或者暗器？一个身手平常之人拎着一根木棒就想袭击太子，难道他只是为了吓唬太子，而不是为了将其置于死地？
当时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经过一番初审，拿出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
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
这些平日里巡查皇城的官员并不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更何况这个案子还牵连到皇太子朱常洛。
刘廷元非常聪明，他将整个案件梳理了一遍，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做了初步判断。
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竟然去袭击帝国的少主人，他知道这个案子一定有着巨大的隐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承担的了，所以他只好将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
刘廷元不愧是一位长期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他在上报的调查材料里留下了一个进退可守的伏笔：张差虽然行事疯癫，但是看上去是个狡猾之人。
对于这样一个行事疯癫、内心狡猾之徒，案情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大可小。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部分帝国官员都清楚，这个案子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案的范畴。
由于“国本之争”
的惯性使然，案情既然涉及太子，就会被那些文官炒作成一项严重的政治案件。
随着案情的发展，这样的政治案件已经超出了一个低级别官员的掌控范畴。
这个案件刚刚发生，就引发了帝国官员对于政治方面的诸多联想。
万历皇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储。
为了维护太子的地位，打着维护祖制旗号的东林党人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朱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
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
在东林党人看来，只要是围绕着“争国本”
的斗争，他们都能在舆论上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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