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寝宫向皇极殿快步走去。
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他将在这一天接受臣子们的新年朝贺。
当朱由检迈步走进殿门时，他才发现偌大的宫殿里空荡荡，竟然没有一个前来朝贺的臣子。
早已过了朝贺的时间，崇祯皇帝朱由检犹如一尊泥塑的菩萨，高高地端坐在龙椅上，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大臣们，等待着那些“国之栋梁”
们来给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做新年朝贺。
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过，朱由检在这一刻才算是真正地体验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新年朝贺，满朝文武大臣竟然一个都没有出现，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
不知道是大小官员们沉溺于新年的氛围不愿前来，还是全然没把给皇帝拜年当回事。
又或者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只是皇帝眼里的小角色，多一个或少一个，皇帝都不会在意。
不管有着怎样的原因，朝贺时一个官员都没有到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要知道朱由检不仅是明朝最为勤政的一位皇帝，就是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他也应该是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
和他的父亲、哥哥不同，崇祯皇帝对党争和宦官专权都是极为反感的。
对于一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十分勤政的帝王来说，真的不应该苛求过多。
可是面对一个亡国之君，历史真的不应该去苛责吗？
朕非亡国之君
难道帝国文官真的有毒？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群体。
有人说崇祯皇帝天生就是文官的克星，其实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因为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所有的爱恨皆有果有因。
年轻的皇帝对待文官，就像是在翻版有情男女的交往史。
双方在刚交往的时候，对未知的生活都抱有美好的幻想。
可是等到庸常的日子消磨了激情，涌动的暗流就会浮出水面。
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崇祯皇帝所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拨乱反正、推行新政。
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余党，重新起用清流。
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最重要的一项举措。
崇祯皇帝的起点其实并不低，也做得有板有眼。
定阉党的“逆案”
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他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这么一帮人，也确实都是治世的能臣。
可是这种雷厉风行、英明果断的治国状态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帝国文官是最不容易搞定的一群人。
不到三年的时间，少年皇帝朱由检就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变得焦头烂额，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用人制度上自乱阵脚。
崇祯皇帝和他的祖辈们并无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在和文官打交道的过程中，那种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始终困扰着他。
刚接手政权的他在很多方面急于求成，对有才能的人也愿意委以重任。
可是还没等屁股下面的皇位焐热，他就开始忧虑官员们抱团结党，反过来分肥自己的皇权。
尤其是对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始终心存褊狭之念与防备之心。
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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