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河流和庙宇如今依然生机不减，而堡垒却都已经废弃不用了。
进入以轰炸方式作战的年代之后，论防御位置，高踞的城堡还不如兔子洞来得有优势。
因此构筑堡垒方面的研修可以不纳入当今军事学员的课程列表了。
但举世闻名的城堡可不容历史学家忽略，因为直至昨日，自文明诞生以来一路流逝的五千年时间之中，城堡一直在创造着历史。
在一马平川的英国，堡垒耸立于险崖之上的风景并不多见。
多数英国的城堡矗立在大地某个平缓的坡地上，要是换作大自然向人类堡垒建造者慷慨不吝地供给峰岬和悬崖的国度，这样的坡地根本不会被当作修建堡垒的备选地点予以考虑。
诚然，苏格兰有些不错的选址，老早以前就已经派上用场了。
不过，我看到爱丁堡城堡之前，就已经攀登过了罗马城堡、古科林斯卫城和阿菲永卡拉希萨尔（1），而且我至今都还没见过斯特灵城堡。
在我看来，堡垒（arx，rocca，kastro，qal'ah（2））一向同地中海联系在一起。
在有堡垒的地方，我总是觉得亲切自在，所以，当我在印度发现规模更大、更好的城堡时，我的心不由得怦怦乱跳起来。
当年我初次游走希腊，便给自己定下规矩，在旅途过程中，凡是地图上标明的海拔低于1000米的任何城堡，我都要走遍。
假如数字——比方说是973米，我会不辞周章再度爬上爬下，顺带说一下，还背负着登山帆布包和雨衣。
我不作多想，使之成为我始终如一的工作准则。
对于行万里路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确实是一项极佳的习惯准则，因为堡垒的顶端往往具有开阔的视野，而且地理位置是历史学家必须亲眼目睹的一项关键内容，因为不管是照片还是等高线地图都无法将其传达出来。
今年，当我人在印度，眼见雄伟壮观的城堡接二连三地自地平线上拔地而起，我还不假思索地沿袭自己一以贯之的习惯，但很快印度就让我领教到了人的体能禀赋多么囿于局限，不足以一一落实他的雄心壮志。
在希腊养成攀登城堡的习惯时，我年方23岁，而今我已67岁，况且还是在热带气候中竭尽全力。
假如我耗费的这44年时光能够重新来过，那么我原本是可以到达道拉塔巴德城堡顶端的，而不是在引人入胜的上坡路刚发端的城壕处，就慎重起见转身折返了。
不过，倘若在求知路上丢了性命，便毫无意义，毕竟人唯有努力保全性命，才能将知识派上用场。
因此，小心谨慎行事才是正途，尽管对于年事已高但壮心不已的探寻者而言，小心谨慎这个词语苦涩得难以下咽。
即便如此，我对登高望远此生不变的爱好，在印度次大陆上也并非完全没有得到满足。
我确实在戈尔孔达城堡爬过“情人阶梯”
，登上了除高踞城堡顶端宫殿的最高屋顶以外的所有地方。
在图格卢卡巴德城堡，我到达了最顶端，纵观远眺阴郁凄凉的景象，远方新德里和沙贾汗巴德的穹顶高耸其间，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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