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速来天津。”
——想来想去，最后李鸿章决定用简短的电文，这样会更为有效。
李鸿章估计袁世凯正在等待着决定性电报。
袁世凯在河南的农村东游西逛，无所事事，但他一直密切关注时局的动向，尤其是朝鲜的形势。
叔父袁保龄经常写信给他通告情况。
“世凯的东山再起仍然在朝鲜问题上。”
袁保龄总是这么想。
“旅顺来的信真多啊！”
袁世凯的妻子说道。
“在旅顺我的知己多，当然信就多。”
袁世凯从妻子手里接过来信。
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中、日两国都从朝鲜撤回了军队。
从汉城撤回的清军，移防旅顺。
在朝鲜苦乐与共的战友们现在都在旅顺，难怪他的知己要多了。
不过，从那里来的信之所以非常多，主要是袁世凯一个劲儿地给他们写信的缘故。
袁世凯对别的事情并不挂心，只有朝鲜问题，他不愿败给任何人。
一提起朝鲜，就好像听到自己的名字一样。
清廷正式决定释放大院君，是在甲申年的次年（1885年），阳历9月20日。
朝鲜“陈奏使”
一拖再拖，终于抵达北京。
“派你押送大院君。”
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立刻宣布任务。
“让丁提督去不行吗？”
袁世凯反问道。
他从叔父的信中得知，这一任务很多人推举丁汝昌去完成，但李鸿章反对，选中了袁世凯。
“若派丁汝昌去，怕被认为是清军重返朝鲜，就是说，他这个人太显眼……所以，我想换个小人物。”
李鸿章答道。
的确，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军人色彩未免太浓厚。
刚刚按中日《天津条约》从朝鲜撤兵，如果丁汝昌有所行动，恐怕被误解成清政府违反协定。
“是……小人物？”
袁世凯似乎很不服气。
“当然，是小人物。
只把首脑换一换，其他人员照旧。”
“随行人员都有谁？”
“王永胜、黄金志、张绍华、黄建筦……”
李鸿章屈指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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