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2月15日(光绪十二年一月十二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袁世凯东渡日本。
这是因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邀请,在东京同袁世凯会晤。
井上馨外相曾希望清政府驻朝鲜负责人了解日本,如果不是日本通,就让他成为日本通。
李鸿章叮嘱道:“似可借释前嫌,有裨大局。”
李鸿章所说的前嫌,就是指日本对袁世凯的憎恶之感。
伊藤认为通过这次邀请,袁世凯个人同日本的倾轧关系或许能有所好转。
袁世凯公务繁忙,直到那年五月才终于出访日本,可惜时间短暂,没有仔细观察的余裕。
当时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1885年12月),内阁制刚刚起步,首相伊藤博文、外相井上馨、内相山县有朋、藏相松方正义、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法相山田显义、文部相森有礼、农商相谷干城、邮政相榎本武扬。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就任内大臣。
日本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政体而保留了国体,当然免不了几分混乱,街头巷尾流传着黑田清隆对内阁人事安排不满的说法。
一些在猎官运动中失败的人,当然会有种种怨言。
这时正是鹿鸣馆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日本政府紧缩财政的时期。
紧缩财政是为了扩张军备。
“甲申政变”
之际,黑田清隆的强硬论、主战论,不仅遭到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反对,而且遭到军人山县有朋的反对,他用纯军事观点驳斥说:“依靠现有之军备,不可能同中国长期作战。”
袁世凯在日本做了短时间的访问,对于伊藤和黑田对立的真相,并没有掌握。
黑田清隆的“速战论”
主张是:如果从现在起三年之内,不在朝鲜确立霸权,那么正在整顿军备的清廷,会远远超过日本的实力。
到那时,日本就会失掉时机。
他列举了理由:清政府已经在中法战争中觉察到海军力量的脆弱,向德国订购两艘铁甲舰“镇远号”
和“定远号”
,全是七千吨级的巨舰。
而日本海军的最大军舰也不过三千吨。
另外,清政府又购进快速舰“济远号”
,还要购进“致远号”
“靖远号”
“经远号”
“来远号”
等舰。
“三年之后,日本就不配做中国的对手了。”
黑田从表面现象生出迫切感,而伊藤对清政府的内情却知道得更清楚。
伊藤认为:再过三年也用不着担心中国会强起来,因为中国还在以作诗录用文官,以射箭任用武官,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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