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
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做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
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
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
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
。
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
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
，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
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
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
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
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
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
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
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处罚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
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
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再回到朝鲜任上时，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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