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威层次上，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立宪的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
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型的宪政。
于是，辛亥前十年清廷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统治危机，而是历代统治者从未有过的权力和权威的双重危机，政治权力的来源、国家权威的象征乃至最高秩序法则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进入20世纪之后，传统的君主专制已经在人心中失去了正当性，各种力量都在拼命向前拱，希望有一场大变革。
革命前夜发生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革命派与立宪派所争论的焦点，主要不在于变革的方式是在体制外革命，还是在体制内改良，他们所争的，是两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
简单地说，革命派关心的是权力的革命，立宪派在意的是权威的变化。
权力与国体有关，即国家的最高权力由谁掌握，是君主，还是人民。
革命派相信，只要国体变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国家的权力，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便能带来民主共和的新秩序。
权威与政体有关，关心的不是权力在谁手里，而是权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否通过立宪建立国家的新权威。
立宪派更重视的是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共和民主，还是君主立宪，是次要的问题。
即使保留了君主的权力，只要有了国会和宪法，国家的权威便会从君主转移到宪法，建立一个非专制的君主立宪国家。
共和与立宪的论战，是一场民主与宪政之争。
民主与宪政，虽然在理论上并不冲突，但一个与权力有关，另一个与权威有关。
民主所提供的只是具体的统治（某个朝廷或政府）之权力的正当，即统治之权力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权，其统治的效绩是否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而立宪提供的是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的、长时段的正当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共同体组成原则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愿接受的，合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意志的。
公共权力的权威，要看其是否符合共同体成员公认的“法”
，在过去这个公认的“法”
，是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则转换为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宪法。
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来源是双重的：天道和民意。
天道是权威的终极的、超越的源头，但在现实世界之中，天道又只能经过民意体现，民意与天意内在相通。
到了近代，这双重一体化的政治权威发生了变化，也产生了分离：天道之权威转变为公理和公意，由此形成了宪法的权威；民意之权威转变为权力的来源，现代的政治权力必须来自人民的认可和授权，由此形成了民主。
在古代中国，天道和民意是不可分离的，但到近代转换为宪政和民主之后，二者发生了历史的分离。
这一分离，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本来是现代政治的内在之义，即权威与权力的二元化：政治权威来自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政治权力来自民主——人民的授权。
到了晚清，由于权力、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危机，权力与权威也由此发生分离，于是当需要变革政治秩序的时候，革命派与立宪派所抓住的，分别是权力与权威的两端。
革命与改良大论战表面争的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其背后的实质却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究竟以何为基础：是权力的来源，还是立宪的权威？
革命派相信，只要用民主推翻专制，就将会出现一个完美无缺的共和国。
《江苏》杂志一篇文章热烈地憧憬说：“吾国实有由专制而变为民主之大希望者也。
……新国家既立人皆平等，更无人敢出而独揽大权，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美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
[2]在晚清，革命派迷恋共和，崇拜民主，他们虽然不反对立宪，但坚信只要共和了，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宪政大可缓行一步。
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论，乃是这一思路的结果，革命成功之后，由于枪杆子和政权掌握在革命党手里，由革命党代表人民实行军法、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可以推迟到第三期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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