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
”负责漕运的官员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
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
”事事号称法祖的乾隆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吃惊，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已。
也想不到竟然动用了这么多漕粮。
”（《清高宗实录》）吃惊虽然吃惊，但是慷慨仍然慷慨。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国性灾荒，乾隆手忙脚乱，昼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开放谷仓，或令发给银两，或令减价平粜，或令兴工代赈。
皇帝说：“朕廑念民依，如伤在报。
”这一年用来赈灾的银两，高达一千四百万，占国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虽然乾隆年间的救灾也无法避免人治社会中常见的侵吞干没，层层盘剥，但是纵向比较中国历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而明王朝给他们的最大教训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谁都知道，清朝得以入关，是捡了个大便宜，明王朝实际上是被饥饿的农民颠覆的。
而颠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农民剥削过重。
万历年间加派三饷，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万两白银，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
所以，清代皇帝经常讲，明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
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统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乾隆一朝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不遗余力，但是出发点却仅仅是为了百姓生计，而不是为国家增加税收。
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条：“各省官员不得再重新丈量农民土地，也不得强令农民向官府汇报自己开垦的荒地。
”这其实就是宣布，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永远不用给国家交税。
乾隆年间，由于皇帝鼓励垦荒，全国耕地已经超过了十亿亩。
但是乾隆年间的国家税收，始终只按七亿多亩征收。
诚如乾隆所言：“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
”
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
在即位诏书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农业税全部免交。
仅仅过了20天，皇帝再次颁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农业税，一律免除。
大清帝国的子民们，特别是众多贫困人口，是摆脱了多年沉重的欠税负担进入乾隆时代的。
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决定。
在此后漫长的60多年统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减免农民税款最多的皇帝。
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1796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共少收农民白银1.4亿两，粮食1200万石。
这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粮食，原本都是他爱新觉罗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归他任意支配的。
如此手笔，不可谓不阔绰。
据《清代国家与社会》一书提供的数字，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0275亿两白银，是中国历朝之冠。
如果粗略地以一两白银折人民币200元计算，可合今天币值405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这个数字仍不够直观，那么我们再用另一个数字来表述一下：乾隆减免的农业税占乾隆朝财政总收入的7.57%。
而我国于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农业税，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不过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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