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
清末秀才。
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
时人誉为“中国近300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80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之学人”
。
人生如钟表之摆
王国维17岁时曾赴杭州应乡试，而名落孙山。
其原因很明显，一是精力没有放在《四书》、《五经》上，而是放在史书和其他的杂书；二是重考据；三是“好谈时务，嗜古籍”
；四是“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货供游学，居恒怏怏”
——“新学”
的影响和憧憬“游学”
，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功名思想，也使他自觉地放弃了对“时文”
和“帖括”
的研习；五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人大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参加北京乡试的各省举子1300多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
，请求维新变法。
从此开始，觉醒了的读书人举办学堂，成立学会，创办刊物，自觉置身于图强的热潮之中，王国维也不例外，他不愿再呆坐在书斋中的板凳上了。
其父王乃誉对此也很支持。
其弟回忆说：“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
其父的先进思想，又导致了王国维第二次即20岁时科举考试的失败。
当法国18世纪风行的自然主义由日本转道进入中国之后，一时间，学海波涛沸腾，而附和此种学说的人，并非出于知识，他们对自然主义的根本思想和最终目的茫然无知，只想借助其枝枝叶叶的话语，来装扮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是借助西洋学说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学说、思想学说进行一番打扮改造。
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对其中的人生哲学、文化精神等等内容，却很少用精力。
而王国维并非其中一员，先后撰写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著作。
他用西哲思想和观点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思考人生，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沉浸于此，如痴似醉。
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人，学习的大都是“海军制造”
、“法律”
等，却没有学习哲学的。
中国思想界无“能动”
之力，也未能“受动”
。
这一情形使王国维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强烈希望将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引入中国，却不愿意人们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作为解救中华民族的有力武器。
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因历史而形成的悲观主义怪圈。
王国维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去研究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1904年夏天写成《红楼梦评论》。
在文中，王国维认为：人生如钟表之摆，在“苦痛”
与“倦厌”
之间往复。
“倦厌”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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