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卒。
十一日，讣至江西瑞州湘军大营。
十六日，曾国藩上报忧摺，请假守制。
旋即不待批准，于二十一日离营回湘。
清制：官员父（母）丧，则应离职回籍，居丧三年（丁忧二十七个月后除服）。
督、抚、司、道等重要官员，或者军务在身官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居丧而令在职守制，则称为夺情。
曾国藩时为兵部右侍郎衔，且督办军务，依例不得擅自回藉奔丧，而应请示朝旨再行定夺。
他竟置江西军务而不顾，不待准假，遽行回乡；其原因乃如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一篇所述：曾国藩以客军寄食江西，与地方官龃龉，又得不到朝廷的谅解和支持，军事、饷事俱无起色，遂藉口守制，不待命而行。
然则，曾国藩此次奔丧是一种任性、冲动、不负责任的负气之举。
左宗棠闻知此事，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对他这种“逃兵”
行为进行谴责：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
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
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
《纲目》，即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是吾国“正名学”
的集大成著作。
其论“夺情”
要“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
，则根源于《礼记》：“金革之事无辟（通避）也”
一语；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曰：
“此一经，是权礼也。
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
；
“经”
，是原则；父母丧，居丧三年，就是原则。
但是，“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
，公事和私礼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里就要引进一个“权”
的概念。
“权”
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原来，在非常时期，“反于经”
而“从权”
，乃能“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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