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的儒家大师们对这些东西简直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就说梁惠王的这个“王”
吧，朱熹就很是看不顺眼。
朱熹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见大了，说你司马光记载战国诸侯的时候怎么能不按照他们实际的爵位来称呼呢？噢，人家僭越称王，你记录的时候就也说某某王，也不给读者解释清楚了，这还讲不讲名分了，还讲不讲“礼”
（理）了？好小子，反了你了不成！
结果，朱熹身体力行，把《资治通鉴》按照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重新编排了一回。
《资治通鉴》里好像没有提过梁惠王的事情，不然的话，按照魏国被周天子分封的实际爵位，应该是写做侯爵的。
我们现在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他就在注释里提醒读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梁惠王是僭越称王的！
当然，这只是择其大略来说，礼的内容实在烦琐极了，还有什么葬礼用什么规模、衣服上绣什么图案、室内装修的标准、听什么音乐、看什么舞蹈，等等，但就是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儒家圣人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安定团结，先王们赖以治国的礼制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安分守己，这有多好啊！
是呀，如果我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位高等贵族，我一定会举双手支持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的。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早就乱掉了，这情况有些类似官本位的社会受到了市场经济冲击时的样子，原本在等级体系最下端的人也有机会暴发一笔横财，然后牛气冲冲地买下一栋一万平方米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早餐是由二百多位厨师按国宴标准做的，出门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名片上印着CEO（首席执行官）之类的头衔，头衔后面还带个括号，注明：相当于×××级。
这样的情况才正是古人所谓的“礼崩乐坏”
，而不是公共汽车上没人给孕妇让座之类的什么。
面对着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作为中央一把手的周天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重振雄风发号施令吧，可在那些大国诸侯看来，你把自己当棵葱，但没人拿你炝锅呀。
什么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大国诸侯们早不稀罕了，现在，他们之中也有人想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做做手脚了——我们的圈子终于兜回来了，梁惠王称王了。
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着“魏王”
。
梁惠王得意扬扬：哈哈，老子现在也是王了，和你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其实，最早称王的倒还不是梁惠王，而是前面提到的“楚子”
，“春秋五霸”
里不是有个楚庄王吗，就是“王”
。
楚国人早对自己的子爵低人一等而愤愤不平了，再加上当时的楚国地处南方，相对于中原诸侯来讲，文明程度比较低，不太招中原诸侯的待见，这一气上加气，反正天高天子远（这时候还没有皇帝呢），就干脆称王了。
但是，当时的楚国在中原诸侯的印象中毕竟算是荒蛮之地，隔阂是比较大的，所以，真正在各国之间有影响力的称王行动还得要算是梁惠王这次。
那么，“梁惠王”
这三个字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时候，社会已经乱了，用文言文来说，就是“礼崩乐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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