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这些篇章会产生奇妙的视觉错乱，好像穿越一条古老的哈哈镜走廊。
有一些谈话似乎近在眼前，涉及的话题颇具现实意义。
例如，在石油价格上涨130%的第一次能源危机（1973年10月）后不久，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亚马尼酋长进行的采访。
另一些事件则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却不乏教训。
例如作为希特勒反对者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纪念纳粹对犹太居民区的大屠杀活动中下跪的举动，以及他的解说：“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
那个举动不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
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
如今这些话已经被遗忘。
在当今的时代，很多大国或中等国家的领导人——从美国到中国，从俄罗斯到伊斯兰世界——似乎对各种负罪感都产生了免疫力，他们厌恶自我批评，并患上了危险的历史健忘症。
法拉奇认同在西方诞生的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人权、新闻自由。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获知西方与它的原则陷入明显的矛盾时，她不能接受言行不一，不能表示宽容。
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话时，她控告美国“以自由的名义，支持所有扼杀民主的人”
：从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帅到智利政变分子皮诺切特[1]，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法西斯独裁者。
她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强权政治面前感到可怕和愤慨——他早已决定美国从印度支那前线撤离，但是却继续让美国青年去送死（更为了屠杀越南人和柬埔寨人）。
但法拉奇对战斗在对方阵营里的人也不心慈手软，实际上越南的领导人含蓄地指控她受到美国的操纵。
所有接受她采访的权贵都认为她是个令人不快、让人生疑、难以控制、不受欢迎的人，这也是她的职业命运，因为法拉奇没有选择做一个“宫廷肖像画师”
。
在每一个采访记前面写的周密而有趣的开场白里，她不放过每个富有内涵的细节。
为了对即将遇到的人物形成完整的概念，她让一切都呈现在读者的视野中。
她详尽地描写了阿拉法特的卫队中那位金发碧眼的“美男子”
卫兵，把他定格为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情人之一。
她对阿拉法特本人严厉而无礼，毫不犹豫地去粉碎他的神话；她觉得此人令人失望，因此将他所谓的超凡魅力诠释为媒体的炒作。
后来，人们看到了阿拉法特死后给巴勒斯坦人民留下的可怜的政治遗产，和他本人的神话在他自己人中间的迅速破灭。
这是法拉奇凭直觉提前击中靶子的例子之一，几乎是未卜先知。
对一些女士，她会马上表露出同情，一种本能的声援，并公开选择站在女权阵营一边。
她认为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是位“非凡”
的女人，她那“令人恼火的谦虚”
，使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她甚至能发现梅厄的那些女性特征和某种形式的美，她驳斥对梅厄的庸俗的男性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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