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是由于他那指关节敲桌子的声音和强有力的训斥人的声音，他说话时往往把嗓门提高到会使人惊跳起来。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他的表面举止，他实际上是和蔼可亲的。
甚至在感情激动时，他依然显得颇有教养、彬彬有礼。
我的提问没有一次使他发怒，他也从未以沉默或以外交辞令来回避我的任何提问。
对于任何挑衅性的和蛮横的提问，他回答时总是耐心地进行说理，看来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他或使他变得僵化。
“你们共产党人令人讨厌……”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总是摆出那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
“是的，是的。”
关于这个细节值得多写几笔，因为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有一种恶习，在同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或用嘲讽的口气，或表现出一种慷慨的迁就，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笨蛋。
嘲讽时而变成蔑视，迁就又变成近乎目中无人的傲慢，因而常常令人感到生气，决意不跟他们保持任何关系。
当然，这个缺点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在基层仍很严重。
我的看法是，越是无知的共产党员，越自以为是，在对待政敌时气量越狭窄。
诚然，今天在他们的领导人中这种现象已难以找到，但重要的是阿门多拉在那时就已经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至少在跟我接触时从没有犯他的同志们的典型错误，尽管谈话的时间很长，前后三次，将近六小时。
这本来是有可能使他露出真相的。
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友谊，尽管这种友谊未经过精心培育。
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默契。
在我采访他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刚刚38岁的女儿正病得厉害，数月后便与世长辞了。
我知道他对此悲痛万分，便写信安慰他。
他给我写了一封极好的、令人忧伤的回信。
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时，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他做足够的事，这是人之常情。
正是这种由于工作而未能好好照顾自己女儿的内疚使他心绪不宁，当他知道我也处在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的悲剧之中时，便告诫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他在信中写道：“对为了去布鲁塞尔而少陪她一小时的悔恨会使你受不了。”
这句话像个噩梦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中。
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阿门多拉它对我多么有用！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亲切的事。
我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了。
我给他寄了一本。
他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流泪了。
因为他在主人公——一个等待孩子出生而又失去孩子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甚至在胚胎中看到了他的女儿。
他在信中写道，也许更多的人认为那本书是一首对怀疑、堕胎或爱的颂歌，而他认为是一本叙述死亡和痛苦的书。
他感到有必要安慰我，因为他深信我已尝到和明白了什么叫痛苦。
这次是我读他的信时流泪了。
在这位粗暴的、肤色红润、冷若冰霜的男子汉身上却有着近似女性的温柔。
只用一个章节来谈意共问题即使以极快的速度也不可能保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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