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
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
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
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
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
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
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
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
其中“财产”
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
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
之说，要求从“乱世”
经历“小康”
而到达“大同”
的“太平世”
，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
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
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
（96页）。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
，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
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
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
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
，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
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
，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
，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政体”
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
《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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