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追求的是商业利益，一般都来去匆匆，对于那些有机会长期居留的人来说，汉语的复杂难学也使他们或无心问津或裹足不前。
美国商人不愿意和不积极学习汉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特别的交流工具的存在。
它不是汉语，也非标准的英语，还夹杂着一点葡萄牙语，就是所谓“广州英语”
（CantonEnglish）。
它起源于广州人在与英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无师自通学习英语的实践（开始于1715年前后），其特点是完全不顾读和写的训练，只关注听和说——把听到的英文单词用汉语记录下声音，再根据汉语注音说出来。
这种看似简单易学的方法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注音不准确（常常把英文单词的多音节缩减为汉字的单音节）而导致发音走样，二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而使说出来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语法规则，毫无逻辑性可言。
但这样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却不妨碍做生意，甚至是大笔的生意。
中美直接贸易开始后，美国政府于1786年向广州派驻了首任领事山茂召（Samuel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后他的职位由斯诺（SamuelSnow）接替，斯诺1804年底离职后由卡灵顿（EdwardCarrington）接任（1806—1808），马礼逊1807年从英国经纽约来广州时带着的正是美国国务卿给卡灵顿的信件。
卡灵顿离任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韦尔考克斯（B.C.Wilcocks）接任。
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实际上，直到1854年，这一职位一直由商人充任。
但身份的转变没有为这些外交官带来汉语学习态度的改变。
1844年当顾圣（CalebCushing）代表美国政府前来和清政府谈判时，他只能请传教士帮忙做翻译。
此后传教士被借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860年代，正如列卫廉（WilliamB.Reed，1857—1858美国驻华公使）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中所说：“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在华利益。
如果没有他们担任翻译，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与中国人信函往来，更无法与中国人谈判。
总之，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
1844年顾圣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为他做翻译和帮助他的都是传教士；1853年马沙利（Humphrey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麦莲（RobertM.McLane）先生在中国任职时，担任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传教士。
我们这次在中国工作期间，裨治文博士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
现在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
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为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还要感谢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P.Martin）先生。
他懂中国北方话，为我做口译工作。”
（转引自《卫三畏生平与书信》））英国的情况也并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Amherst）勋爵率团访问北京，翻译工作主要由马礼逊负责，到了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主要的翻译一个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R.Morrison），一个则是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Gutzlaff）。
同样是难学的汉语，为什么传教士就能够掌握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力与目标不同。
传教士来中国，志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掌握汉语。
第二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认为要学好这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至今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看法），并且确信，对于一个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勤奋、专注和坚持不懈，因为掌握汉语知识后就能够为基督教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我下定决心，只要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将竭尽全力，即使进步缓慢也不灰心沮丧。”
（《新教入华十年回顾》）米怜的这段话也道出了其他来华传教士的心声。
1829年裨治文来华时，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给他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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