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烈进攻襄阳，得胜之后果然把襄阳收入自己的私囊中，抓当地的百姓作为奴隶，把那里的财物洗劫一空，看到襄阳已经没有可利用的地方了，李希烈又撤离那里。
唐德宗李适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又让李希烈出兵攻打淄青。
李希烈奉命来到淄青后，暗中阻挠运河的交通，准备偷袭汴州。
当李希烈看到四镇自立为王时，心里痒痒，也想当王，于是自称建兴王。
他出兵攻打汝州、尉氏，围攻郑州，直接威胁到了洛阳，他还派兵驻守在邓州，完全切断朝廷通往南方的交通路线。
李适见无法控制住李希烈，一边积极地控制自己直接管理的神策军，一边调集淮西周围的各地军队，一起对付李希烈，但是纷纷遇到了挫败。
战火就这样从河北蔓延到河南，唐德宗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士兵们冒着雨雪前行，路上十分寒冷，常年在外打仗也无法回家照顾一家老小，所以希望朝廷能给一笔可观的报酬作为安家费，但是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却并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心情十分不好，再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们发生了哗变，冲进了城里，把府库里的金银财宝全都抢走了，又占领了皇宫。
有人提议让朱滔的哥哥朱泚来做领袖，于是朱泚连夜入宫，自称大秦皇帝，后改称汉元皇帝，年号应天，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这次兵变就是泾原兵变。
在士兵攻进皇宫之前，唐德宗李适仓皇逃到奉天，成为了在唐玄宗李隆基、唐代宗李豫之后的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
李适为此十分心痛，写了一封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他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对待他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李适开始逐步调整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甚至对朱滔也予以宽恕，准许他归顺朝廷。
于是王武俊、李纳、田悦等人决定取消王号，上表谢罪。
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因为兵败而自杀，李希烈被部下陈仙奇杀死，陈仙奇归顺朝廷，李适任命他为节度使。
这场藩镇混战，从四镇之乱开始，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全国人口锐减，生产等方面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藩镇割据的局面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尽管四镇取消了王号，但是依然各自割据一方。
李适在削藩受到巨大的挫折后，对待藩镇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形势和机遇转瞬即逝，藩镇割据积重难返。
“租庸调制”
到“两税法”
的变革
杨炎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长相十分俊美，学识也很丰富，而且为人豪爽大气。
在唐代宗执政时期，杨炎曾在朝中担任官职，负责起草诏令，但是因为宰相元载一案，杨炎受到了牵连，被唐代宗贬了官。
唐德宗李适不计前嫌，任用杨炎为宰相，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天下的钱帛都被贮藏在国库中，一年分四季由官员向皇帝上报具体数额，还有专人负责来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
后来因为京城中的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皇帝为了取用方便，就将国库中的钱帛全部归入内库，由宦官来掌管，掌管内库的宦官最多时竟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
杨炎担任宰相之后，决心要革除积弊，他向李适上奏说：“钱帛是国家的根本，人生存的命脉，天底下的各种动乱都因此而起，如果由宦官来掌管的，那么丰俭盈虚大臣们都无法得知，就无法了解到目前国家的财政情况，经常会出现中饱私囊和贪污腐败的事情，导致国库空虚，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那么天下也会随之动摇。”
在唐朝初期，朝廷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实行租庸调制，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是以人口为本的赋税制度。
到唐玄宗执政末年，由于户籍制度的废弛，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土地买卖情况、财产变化情况都很久没有人调查，也没有重新进行登记造册，均田制度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但是在征税的时候，官府不管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只是按照以前的户籍情况向乡里按人头数目收税。
安史之乱发生后，户口锐减，但是由于战祸，朝廷到处向百姓征收赋税，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官吏总是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税旧税接连不断，根本没有限度。
那些家里人口众多的富人家庭，一般都有朝中官吏或者寺院的庇护，可以瞒报逃税，但是普通的贫穷百姓没有靠山和后台，无法瞒报人口，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承担不起繁重的赋税，只能成为流民，生活十分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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