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兴中会”
，虽然在内部使用的入会誓词里，写进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的字句，但在对外使用的《章程》中，则未敢明确提出武装反清的口号，只是含糊地宣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
兴中会成立的当年，孙中山亦曾作过武装反清的试探，但起义没有举发就失败了。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新的政治动员高潮的到来，国内形势大变，孙中山敏锐地感到武装反清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因此，他充满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布：“全国革命的前夕，现已成熟”
，强调“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1]随后，孙中山便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在《章程》里明确宣布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宗旨。
接着又制订了《革命方略》，作为各地举行起义的指导文件。
激进派的反清起义，从此在南方各省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些连绵不断的武装反清活动，对清政权的瓦解起到了有力的冲击作用。
就改良派方面而言，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謇。
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叶的国内政坛上，他是一位对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变（建立立宪制）起过真正的重大促进作用的人物。
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当时一直在国外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其影响在国内并不大。
张謇作为东南各省众望所归的士绅领袖，起初对立宪的期望并不是很急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他方才意识到条件已渐趋成熟，对立宪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大增。
经过反复奔走、劝说，终于在该年六月，促成直督袁世凯、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三位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跟张謇均有私人关系）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张謇进一步与上海名流人物倡议成立了国内最早、最大的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
。
不过，此时的张謇仍然主张“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的缓进方针。
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内各阶层立宪要求的日益高涨，张謇改变了原来的缓进策略，先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代表“预备立宪公会”
，要求清廷“以二年为限”
召开国会，接着又连续发动了三次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请愿的规模一场比一场大，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
在政治动员的高潮中，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值在迅速上升。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结构能不能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适时地转换，从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期望，首先取决于这一结构的自身的调适能力。
然而，不幸的是，清末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迅速上升的改革要求不可能做出积极、成功的反应。
在进行内部结构的现代调适方面，事实证明清廷是无能和失败的。
到了20世纪初，在全社会动员浪潮的冲击面前，清末政治结构所能做出的反应只能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由于大权旁落，已失去了主动调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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