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决定不派部队，结果让波兰革命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
在这一决策中，担心美国人报复只是个次要因素。
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写道，“在波兰危机中，莫斯科的处置方式并没有受西方任何具体政策的重大影响”
。
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个灾难性的误判而非进攻性的计划，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评估之前的整个阶段呢？正如许多有关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书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苏联与西方缓和的“高潮”
迅速回落的时期。
紧张的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亚（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战争。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非洲之角”
战争，“缓和被埋葬在了欧加登的沙漠里”
。
苏联对外政策的资深专家大多也都坚持认为，在1979年底之前，缓和的势头已经过去了。
不过，他们把这归咎于卡特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误解。
仔细考察美苏两国的国内状况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和的势头为什么会衰退。
在美国，缓和这个字眼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它成了两大政党的许多政治家抨击的对象。
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问题上，人们对苏方的态度研究和探讨得较少。
本章要探讨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响苏联对外政策走势和维护苏美关系良好势头方面的能力的逐渐减弱。
随着他本人兴趣的减退与健康的每况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其他诸多因素就注定了苏联在对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滞不前，而且危险的是，还把手伸得太长。
缓和与人权
随着1972年岁末的临近，苏美“伙伴关系”
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比1945年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
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通过了一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临时协议。
10月签订的苏美经贸关系的一揽子协议，为苏联在对美出口方面的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以及美国在对苏出口方面的官方信贷支持扫清了障碍。
尼克松公开承诺将向莫斯科提供长期贷款。
在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人与莫斯科的全方位的情报共享，秘密渠道也突然之间变得活跃起来。
11月，勃列日涅夫在西方的两个重要伙伴尼克松和勃兰特都再次当选，一个是大获全胜，一个是稳稳当当。
11月20日，勃列日涅夫在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了苏共书记处。
“一切都很好，”
他对鼓掌欢迎的官员们说，“不管怎样，到头来获得胜利的是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
勃列日涅夫展望了为商讨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预备会议。
由于苏联与西德的和解，勃列日涅夫最后说，“我们推动并参与了欧洲事务的组织工作。
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滑掉”
。
还是在11月，在苏联的坚持下，来自东、西欧的代表们，再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就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事达成了一致。
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它将取代北约和华沙集团，成为欧洲最高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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