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归心如箭之际，固执要等候侨胞临时组织的船公司，究竟坐着了第一艘航行的“中国”
号而归。
虽是一条旧船，开行前升着当时的中国国旗，行掷瓶典礼，多少有一种安慰和满足。
这条船甚小，载重量不过八千吨，冬季风勐浪大，我昏晕不堪，旬日始能起床。
世界航路本以走大西洋的船最华美，吨位最高，我后来坐过一条四万五千吨横断大西洋的船，正如海上一宅钢骨巨屋。
走印度洋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因河道狭窄，大船难以通过，吨位最小，直至德意两国竞相研究，始有一万吨以上设备新而讲究的船。
太平洋航路以日美两国为主，大都在二万吨以上，我们去美国时，坐的美国船“蒙古”
号，其载重量为二万五千吨。
我不但这次坐了“中国”
号，民九（一九二〇）我们再度出国，还与膺白共同决定坐该公司另一条船“南京”
号，亦仅一万一千吨，这个侨胞的船公司本与洋商合作，此时已近尾声，将停业，我们总算坐过他仅有的三条船中之二。
第二次是眼前放着日美两国大船而不坐的。
“中国”
号船上有不少由赛会回国的人，我在乘客名单上是黄太太，南方话黄王同音，我的英文拼音实在是“王”
，大家只知道我是仲勋舅的亲戚。
和我同舱是一美国中年太太，丈夫在陕西延长煤油公司任职。
分铺位的时候，发见我买的是上铺，我要晕船，上落不便，和她商量将小零件安置上铺，而我搬睡榻上。
榻甚窄而临窗，两人都嫌舱内空气不清，把圆洞窗掀开一点。
一次，一个大浪将窗打开，海水扑我满身。
后来她再要我开窗时，我说除非她肯和我换铺位，于是我们不开窗而开门。
一个德国小女孩不过六七岁熘了进来，看见我喝剩的半瓶姜水要喝，我倒一点给她尝，她十分高兴，以后常常进来，跳舞唱歌，有时临走还要说一句“我爱你”
。
大浪的惊醒，和这小姑娘的讨人喜欢，医好了我昏晕之苦。
后来知道同船有不少德国妇孺，从参战的国到不参战的国，她们想不到后来中国亦会参战，此时是到中国去安身。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不免对这小孩格外同情。
同舱的美国太太是初次出国，还没有久居东方的西人优越神气，她来自美国很偏僻省区，有点乡气，一路同我成莫逆，什处事都和我商量。
她把带着的现钱挂在贴身，关照我钱要小心。
稍为支持得起时，她先上甲板，劝我亦快离开房舱。
船到长崎，我们知道这次航程是先到香港，归途停上海。
船长通知乘客如要早到上海，可以换船，不另加费。
恰巧当天有开往上海的船，同船的人都愿早到而换船。
换船后，忽然这位太太又来找我，她向船主要求与我同舱，说话弄不清楚，要我代为解说，终究原定在我舱内的客，和她对调了。
我们的船离美国海岸若干路后，即不能收无线电，直到近日本若干路程，始再得到岸上消息。
近日本时，有关中国的消息亦就多起来。
我听到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身死之讯，暗想国内必将有事。
此人是袁世凯派到上海侦察革命党情形的第一人，名为祭宋（教仁）代表，实际二次革命前他船运便衣海军到沪，猝入江南制造局，决定了上海的成败之势。
清末练新军，派留学海军到英国，陆军到德国或日本。
郑汝成是早期留英的海军学生，上海租界英国的势力最大，袁世凯可说善于用人。
同船的中国人对袁氏称帝并不赞成，但提起革命党亦无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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