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
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
四个大字制匾送黎。
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
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
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
电，“解散国会”
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
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
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
儿辈何人，乃蒙齿及！
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
若援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玄破秦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待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黎虽然对袁死心塌地归顺，可是袁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
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
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袁为什么对于像黎这样一面倒的人还要下毒手呢？理由很简单，黎不是北洋嫡系，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
他是湖北人，又在湖北带兵，武昌首义又是他为领导人，在湖北已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像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奴颜婢膝，袁也不会对之信任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黎从湖北都督的位子赶下来。
而黎元洪呢？他虽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可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却非常精明，他也用千方百计来应付袁，总之是死皮赖脸，决不肯离开湖北。
在对南方用兵时，袁本有一个企图，是借军事理由，派段芝贵率兵入鄂，这是“假途灭虢”
的故计。
可是黎这时一面倒向袁，袁无法借口，因此在国民党兵败后，袁便不止一次用“久仰、渴慕”
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黎则推三阻四，想尽理由来婉拒北上。
黎知道袁决不敢对湖北用兵，因为这样做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所以他敢向袁打太极拳。
袁终于忍耐不了黎的推拖，他认为事机已经成熟，非解决湖北问题不可，于是在民国2年12月8日，借词要公待商，密电召黎入京，同时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段祺瑞也是8日这天到达汉口。
黎当然知道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驾，是绝对不简单的。
段催促得很急迫，要求黎立即动身。
黎知道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北上是不可能了，乃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自己抱着入虎穴的心情决定入京。
段祺瑞在湖北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12月9日当面催促黎动身，黎只得仓促就道。
当他一上了火车，袁葫芦里卖的药就弄明白了，原来他派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马，是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返湖北的双重任务。
因为黎在湖北已有基础，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要调动他，显然不是儿戏。
段祺瑞在清末地位比黎高，又是袁系中第一号人物，用段接替黎显得既郑重又严重，自国民党失败后，袁对黎已经不计较投鼠忌器，也不怕把黎逼上梁山，因为黎已经无山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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