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你不会盯着人家衣衫上的补丁看一样。
好在李旷田还在自己的思绪里，他仿佛在对着过去说话。
“他是我们联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冬青社’的一个成员，我好像见过几次的。
哎呀，十多年过去了，印象不深了，挺朴实厚道的一个人。
唉，云南人都这样，话不多，但人实在，不像联大那些其他省籍的学生那么活跃。
大概三九年前后吧，他就离开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据说后来战死了。”
李旷田陷入沉思，赵迅暗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就在一小时以前，赵迅刚去参加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
在会场入口，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一杆硕大红旗的旗杆底部毫不客气地戳了他一下。
“闪开闪开，别挡道。”
赵迅当时差点就冒出来一句：学生哥，别那么横，“丘九”
谁没当过？老子们上街游行的时候……但看到学生哥的后面跟着一群抬着毛泽东画像的年轻人，还有他们身上都透着的1949年以后那种积极上进的劲儿，心里顿时就泄了气。
社会在1949这个时间有序流淌的长河中陡然前进到一个拐点，或者跌倒在一处瀑布前，轰天巨浪腾空而起，浪花四溅。
旧秩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而新秩序既威风八面，挟雷带电，又春风拂面，如阳春三月的田野，令人应接不暇。
像赵迅这样被社会潮流裹挟而前的人，不能不随时多个小心了。
“不说这些，还是说说你吧。
我看过你的一些档案，但材料不全。
赵迅同志，如果你真想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的话，就得把自己的过去跟组织说清楚。”
李旷田边说边拍着桌子上的一宗案卷，威严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抗战胜利后，我在玉溪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才来到昆明搞话剧，同时给报纸写一些文章。”
“1949年3月27日，你用‘小书虫’的笔名，在《云南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散文《迎春花》，内容健康，文笔优美，以花喻物，呼唤革命的春天，有进步思想。
国民党特务还恐吓过你。”
李旷田打开卷宗，拿出一份泛黄发皱的报纸。
“是。”
赵迅又吐了一口气，他们什么都知道。
“那你都搞过一些什么话剧呢？还做导演？”
“《雷雨》《阿Q正传》《原野》《黑字二十八》《野玫瑰》《阿佤恩仇记》等等的吧。
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
说到话剧，自信回到赵迅的脸上来了。
“《黑字二十八》和《阿Q正传》是联大师生在昆明上演的剧目，你们怎么会演？”
李旷田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有了兴趣。
“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剧团有好些流亡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有北平的，有上海的，还有联大和杭州艺专留下来的学生。”
“你在哪里上的学？”
“我……我、我自学的时候多。
我在家乡保山上过高中，我……我没有上正规的大学，高中毕业时，日本人侵占了龙陵，我就出来逃难了，到过很多地方。
在当小学教员时，没有多少事情做，我就读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也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还读过李老师你的书呢。
《银狐》这本散文集就教会了我写散文。”
“嘿嘿，30年代的老东西了，不值一提的。”
李旷田脸上现出当别人提到自己作品时，所有作家都有的那种暗自得意的谦逊。
“我喜好文艺，尤其是进步的革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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