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
足够了。”
唐鉴与曾国藩这次谈话，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曾
国藩听了很受感动，他自己说：“听了唐先生这番话，使我宛如瞎
子重见光明一样。”
有人说曾国藩一生的思想经过几次改变。
但细加分析，曾国藩
一生的思想改变，绝少越出中国历史传统的范围。
这完全由于儒
家学者深信做人做事，只要能取法于中国圣贤的遗规，便可以做
到尽善尽美的缘故。
证之以后国藩的治学、立身处世，乃至政治
措施，带兵作战，也的确无不深受唐鉴这番话的影响。
他曾致信
给同乡前辈贺长龄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
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由于唐鉴邃于义理之学，亦即宋史所谓之道学，曾国藩常向
请益，肆力于宋儒之学。
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
夫影响尤大。
曾国藩后来从事于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经常在困难拂逆的环
境中艰苦支撑，若不是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周旋到底，恐怕
也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
他此一时期中的陶冶范畴。
至于他在做翰林时期内因致力于经世
实用之学而对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实用方面的学问都大有所得，
而在此后的对太平天国之战中发挥其实用。
那位在同治年间以反对“同文馆”
著名的倭仁，也是京师出
名的理学大师。
据说他“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
作、饮食，皆为札记。
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
曾
国藩对他的倾倒，仅次于唐鉴。
为了学习倭仁“诚意”
和“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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