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已经见到……”
我停下话头，在心里数了数。
“我已经见到五块圆挂件了，包括基尔南的那块。
我猜西蒙，就是抢了我书包的那个，一定也有一块。
它们都是哪儿来的？你们已经掌握复制圆挂件的方法了吗？”
“不，其他的钥匙和日记都是我搜集来的，”
凯瑟琳在一个工作台前坐下，回答道，“普鲁登斯失踪前，我没怎么花心思去寻找那些去了别的时代的同事。
我只是小心警惕着索尔的出现，因为他可能穿越到了任何地方、任何时代。
“而普鲁登斯消失了之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里，花了几周的时间拼命搜索时研会钥匙的信号。
我觉得有一次我差不多就要消失在那个黑洞里了——透过圆挂件，我只能看到一片漆黑的虚无。”
我犹豫了一下，问道：“你觉得普鲁登斯去了哪里？是去了……那个黑洞吗？”
“虽然很难接受这样的假设，但我一开始的确觉得有这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性是，索尔找到了我们，然后带走了普鲁登斯。
不管怎样，我那时已经决定要去搜集余下的所有钥匙，绝不能再让其他人像普鲁登斯一样失踪。
一共有二十三名时研会历史学家被困，每人手上都有一把钥匙。
幸运的是，我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对现代的时空，只有四个去了十五世纪以前。
有些历史学家是组队行动的，以前我和索尔就常常那样做。
鉴于时研会总部在北美，不可避免地在研究领域上有些不平衡，所以我们中有十二名成员研究的都是北美地区的历史，另有六名去了欧洲，其余的则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找到了十把钥匙和几本日记，我最后一次穿越前自己也带了几本日记。
很多钥匙都由家族成员一路继承了下来，被当作一件古怪的传家宝或是奇特的首饰。
很多人都觉得这圆挂件有些邪门，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有什么人曾说它会发光会移动，总感觉不吉利，巴不得把它处理掉。
有一个研究纳粹德国史的研究员竟然摧毁了他的钥匙和随身携带的日记。
我在他临死前找到了他，他说那么做是因为害怕纳粹发现并掌握这种技术，他冒不起那个险。
“现在想起来，他那么做是对的。
要不是因为我确信无论在何时何地，索尔必会凭着穿越技术为非作歹，我也会把搜集到的每一个钥匙都销毁了。
但幸好我没那么做，因为在事故发生的三年后，我注意到了第一个变化。”
凯瑟琳转向一台电脑，点开了一个文件夹中的文档，一个图像跳了出来。
那是一张文件的扫描图，黄色的底纸上有许多签名，分别归在“女士们”
和“先生们”
两栏下。
文件顶部写着：
妇女权利大会，塞尼卡福尔斯，纽约州，1848。
“普鲁登斯和黛博拉两三岁的时候，我曾经装裱了这份文件，将它挂在大学办公室的墙上，所以她俩应该对它很熟悉了。
一共有一百个人，其中六十八名女性和三十二名男性，在这份《情感宣言》（1）上签了字。
但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上面现在有一百零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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