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母亲
母亲二十七岁生下我，在我二十七岁时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
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来，每当清明去给母亲扫墓，或一些特殊的时点，比如我有了女儿、工作变动、乔迁新居、女儿考上了大学、给父亲过寿、弟弟们结婚生子、女儿出嫁，甚至全家人过节聚餐，我都会默默地告诉她我们生活的变化。
尽管母亲的一生没有享过一天福，但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是盼望我们过上好日子的。
母亲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乡绅家庭，姥爷给她起名“端淑”
，大概是期望女儿成为一个端庄的淑女吧。
姥爷是一位有文化的开明人士，尽管日子并不宽裕，但还是千方百计把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送去读书。
母亲排行老二，在长沙读的是湖南商业贸易学校。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急需人才。
20世纪50年代初，祖国一声支援大西北的号令，让二十岁出头的母亲和她的穿着列宁装的同学们热血沸腾，刚一毕业就打起背包，乘着一列绿皮火车，唱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青山绿水的江南驶向了黄土高原的西北，驶向了古老的都城西安。
当时一腔热血、风华正茂的母亲肯定没有想到，这一去，这一生便奉献给了这座城市。
母亲的专业是财务会计，到西安后被分配到商业系统做会计。
在报效国家的信念下，母亲把全部的热情和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中，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对异地他乡气候的不适、饮食的不习惯，以及对遥远家乡的思念。
也就是在工作中，母亲遇到了同在商业系统工作的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男人。
1954年的秋天，父亲和母亲结婚了，那一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二十四岁。
那个年代结婚没有现在这样奢华和隆重，两个人在南长巷租了一间屋，两床铺盖搬到一起就开始过日子了。
结婚时，母亲唯一的“奢侈品”
是父亲花一百多元钱买的一块瑞士产的“罗马”
牌手表。
此后，这块手表母亲一直戴着，直到她去世。
1957年初春，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出生了。
当母亲写信告知远在湘潭的姥爷后，欣喜的姥爷给襁褓中的我起了一个很有寓意的名字：白清渠，字湘霖（父母在给我报户口时用了湘霖做名字）。
可能是借用了朱熹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吧，希望他的外孙像清泉活水，茁壮成长，奔流向前。
孩子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难题。
在那个“反右”
和酝酿“大跃进”
的时代，产假到期后母亲必须回单位上班，于是把不满百天的我寄养在北郊汉城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农户家。
每个周末母亲都不辞辛苦，匆匆赶往十几里外的奶妈家看望我。
那个时候大家都穷，奶妈的奶水也不多。
看着越来越瘦的儿子，母亲心疼不已，只能托人买一些奶粉和炼乳送到奶妈家给我补充营养。
后来母亲告诉我，在奶妈家寄养了不到一年，送去时还白白胖胖的我，瘦得只剩下一个大脑袋和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
母亲实在不忍心，和父亲商量，就是再难也要把孩子接回来自己带。
那时“大跃进”
已如火如荼，母亲又有了身孕，每天要大干快上，还要带年幼的我。
现在想想，母亲吃的苦受的累需要什么样的毅力才能支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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