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彰显了黄河在中国水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中华文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后者则因为大禹主要生活于黄河流域以及“河”
的概念受到《禹贡》影响较多。
《禹贡》文本内容主要分为先秦时九州、五服行政区域概念，山川、水系地理概念以及治水功劳等五大部分，其中涉及“河”
者十九处，明确指代“黄河”
者十处，为黄河流域地理范围以及水系组成、水道走向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学文献依据。
除各种“书经”
注解外，《总目》中以“禹贡”
为名的文献就有二十三部，如《禹贡锥指》等。
其他不以“禹贡”
为名的书类文献也多有涉及《禹贡》者，这些文献都是黄河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黄河地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依据。
第二，诗类文献。
诗类文献是指《总目》中所收以《诗》为中心，历代学者所作注解著述。
《诗》中明确涉及“河”
（黄河）的篇章共八首，即《新台》《硕人》《河广》《清人》《伐檀》《时迈》《般》《玄鸟》。
这八首诗歌主题涉及讽刺、爱情、婚恋观、祭祀、史诗等方面，有着极高的文学文献价值，对于研究先秦礼制、先秦政治史、先秦社会生活史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诗类文献中还有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名物解》《诗地理考》等关于名物疏证、地理考释的著述中包含有黄河的文献，它丰富了黄河文献的种类与体量。
（二）史部文献
《总目》将史部文献分为十五小类，其中黄河文献主要集中于正史类、诏令奏议类、地理类三类中，职官类、政令类、目录类中也有少量相关黄河文献。
正史类文献即“二十四史”
及相关考辨文献，如“史记三家注”
。
古代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所以正史对于河流记录尤为重视。
如《史记》列《河渠书》，“宋金元明”
四史亦列《河渠志》，《汉书》列《地理志》《沟洫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书》中《地理志》《沟洫志》都有着河渠相关文献，但自《晋书》以降其他正史即便列有《地理志》（或名“地形、郡县”
）者，其具体内容也多以行政区划为主，而与河渠文献没有太多关系。
在正史中的这些“河渠”
文献中，包含了大量黄河河道变迁、黄河水灾及其治理、黄河生态保护等相关文献。
除了专门的“志书”
之外，正史中还有其他涉及黄河文献的地方。
如各部史书中记录黄河水利管理职官机构以及黄河治理相关人物、事迹等相关篇章。
以上各种黄河文献同样散见于《总目》“史部·正史类”
之外的其他分类之中。
诏令奏议类文献中的黄河文献集中于“奏议”
部分，其中《两河经略》为明代潘季驯所作，《总目》云：“季驯先后总河务二十七年、晚辑河防一览。
其大旨在以隄束水、以水刷沙、卒以此奏功。”
［4］最能体现出此类文献的特点，即作者担任河道相关官员、上书内容为防治黄河水灾相关。
诏令奏议类共收录各类著述一百三十五部，以黄河文献为主者共十二部，几乎占了此类著述的十分之一，可见黄河在古人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也可见黄河在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同时，其水灾也使得人们深受其苦，黄河治理与黄河生态保护成为一个关系两岸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课题。
《总目》地理类是整个《总目》视阈下收录黄河文献最为集中的一个类目，尤其是其中的“河渠”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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