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迎来了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互联网时代。
技术改变世界，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技术也改变了人类的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方式，了解一些基本的互联网技术基础知识与应用将有助于提升领导干部自身的知识素养和管理能力。
一、互联网对国家治理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互联网不仅能够为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赋权，而且能够切实推动政府国家治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的舆论生态已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策略理念，我国的国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在2016年4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发表了11000多字的长篇讲话，习近平总叔纪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在“互联网＋”
时代，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立足于中国国情与网情，有效应用互联网创新公共治理、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已经是摆在眼前的时代命题。
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
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手机在上网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73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24.5%。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身的互动性、便捷性、开放性和个性化特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成为治国理政的“软实力”
。
（一）搭建政治沟通平台，促进各治理主体合作共治。
美国学者古德诺认为，国家权力应分为“国家意志的表达”
和“国家意志的执行”
两个部分。
现实中无论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还是国家意志的执行，都涉及表达效率与执行效率的政治沟通问题。
互联网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话语权表达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互联网环境下的互动与参与具有人人平等的内在品质。
在网络社会中，社会治理主体（包括决策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均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一是突破了传统政治中严格的组织结构，克服了上行沟通（自下而上的沟通）与下行沟通（自下而上的沟通）之间的阻力。
二是组织结构中的上级与下级之间信息直接传递，减少了政治沟通过程中的信息损耗与信息截留，保证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决策的可行性。
因此，互联网条件下，政府、社会及个人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家与社会活动，表达各自的利益需求，决策者根据互联网搜集多方信息并进行整合，有利于实现合作共治与保证科学决策。
（二）突破权力单向运行模式，扩宽权力监督渠道。
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力是民众让渡自身权利并赋予政府和政党后产生的，因此，共权力的运作理应受到民众的监督。
在传统社会信息沟通不畅的条件下，上级对下级监督有余，而下级对上级监督不足。
互联网的开放性和隐匿性创造出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使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成为可能，互联网让权力的运行留下技术痕迹。
民众运用互联网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的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带来权力的分散与转移。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后，权力出现一定程度的分解，带来信息及权力在组织内部实现立体传递和共享，要求组织的内部结构形态逐渐从金字塔型向网络化转型。
组织结构的网络化转型从根本上促进了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
二是互联网监督具有全天候、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特点，既可以是八小时内的监督，又能做到八小时外的监督。
三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赋予民众更多的话语表达权，加上网络本身的放大效应，极易形成网络舆论“蝴蝶效应”
，网络反腐比传统反腐手段更快捷有效。
（三）释放社会治理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
衡量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是效率，国家治理要“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
从宏观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国家治理的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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