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边聊边喝，叫了好几回酒，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指尖轻触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对，有麻烦吗？”
“今天过得糟透了。
我飞到州北，谈了场不太愉快的话。”
“是你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案子？”
“我跟你讲过？嗯，大概吧。”
“现在想谈谈吗？”
“或许待会儿吧。”
“好。”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
这儿星期六一向很安静，今天也不例外。
有两个孩子进门，走向吧台。
我不认得他们。
“马修，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回答。
酒保卖给他们两盒六罐装的啤酒，他们付钱离开。
我吐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屏着气。
“马修？”
“只是反射动作。
我以为他们要抢劫，最近神经绷得太紧。”
“噢。”
她的手盖上我的。
“天晚了。”
她说。
“是吗？”
“有点。
你陪我走回家好吗？过几个路口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上，在一栋崭新建筑的十楼。
门房勉强抖起精神抛给她一个微笑。
“我有些酒，”
她告诉我，“而且我泡的咖啡绝对比吉米高明。
跟我上去吧？”
“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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