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忍不住抿嘴笑了笑，让人觉得是梨膏糖甜到了她的心窝里。
姚文静幽幽地看着时蔓的笑容，难受地跑到院子后墙外两三口报复性地吃完那个糖水蜜橘罐头，再把玻璃罐狠狠往地上一砸，摔得四分五裂的玻璃片映着她暴跳如雷的表情。
。
她不仅家境和汪冬云比起来，输得彻彻底底。
更不明白时蔓怎么忽然变了，变得那么不如她的意，变得那么气人。
……
另一边，时蔓和汪冬云因为一块梨膏糖成了好朋友。
女孩子的友谊就是那么奇妙且迅速。
她和汪冬云手挽手回到屋里，各自坐下，汪冬云在清点父亲寄过来的零食物件，时蔓则打开父母的回信。
时蔓其实原本家境也很好，所以才娇生惯养长大。
只不过半年前，父母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前往边疆最苦的地方支援建设，还把年纪小的妹妹也带过去了，只留时蔓一人留在京北。
时蔓一直和父母保持信件联络，他们在信中总是口吻轻松，用诗意的文字描述着边疆的天有多清澈，风有多自由，好像去那里是享福，从不说他们的生活有多苦。
时蔓做了那个噩梦后才知道，父母在那边其实艰难得很，他们干很重的活儿，吃的也不好，一家人都营养不良，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
后来，妹妹还被人拐卖了，父母二人都陷入深深自责，接连生病。
再加上那边连个像样的卫生所都没有，许多药物短缺，父母这一病，就是一病不起。
而这些，他们在信里从来不提。
直到1977年的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时蔓忽然收到父母的死讯。
那股刺骨寒冷的感觉，她醒来仍然记忆犹新，痛彻心扉。
他们就是那样，有文人的傲骨，不肯低头说自己苦楚，尤其是时蔓总在信里埋怨与凌振的婚姻，他们就更不好开口了吧。
时蔓望着信纸上父亲不如以前遒劲有力的笔迹，鼻尖泛酸。
再怎么着，她也不能让梦境里关于家人的事成真。
信上，父母一人写了一段。
父亲问她进入文工团后的工作感受如何，要团结同志，积极上进。
母亲则问她和凌振的事儿怎么样了，很关心凌振是怎样的性格与为人。
时蔓上次去信的时候迫不及待与父母说了自己与凌振相亲的事，当时觉得炫耀起来十分得意，现在却懊恼得她直皱鼻子。
她措辞好久，先叮嘱父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又提醒他们最近人贩子活动猖獗，要小心妹妹安危。
最后，她写下，“我与凌振不适合。”
刚落笔最后一个字，就听到外面吵了两句，熙熙攘攘的，声音很大，像菜市场似的。
汪冬云刚出去，就又气鼓鼓走回来，时蔓问她，“怎么了？”
汪冬云委屈得眼泪一包，“还不是姚文静，非说你进我们一分队是靠的凌副团长，大伙儿明明都知道你婉拒了凌副团长，她就是不信，说你是骗我们的，说你私底下和凌副团长打得火热。”
“……五分队那些女兵都信了她，说她是你好姐妹，肯定最知道你。”
汪冬云生气极了，小脸微鼓，“但是我说，哪有这样做好姐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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