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模式使人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每道题都有标准答案，每篇文章都有中心思想。
我们从小受着这样的训练长大，一旦接触到音乐，便产生一种先天的冲动：我得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大学里，正是瞿小松的《MONGDONG》等所谓先锋音乐最火的时候，我就不断在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它要表达的是什么？”
但是关于音乐这东西，有句著名的描述：“当文字停止的时候，音乐开始了。”
它几乎无法表达，但中国人偏要去表达。
所以，放弃这种想法。
音乐不是让你“懂”
的，只需要你去感受。
音乐带给人的首先是一种生理反应，它的旋律让你的身体和神经慢慢松弛下来，然后生理再演变成心理，我们感到愉悦、感动、欢快或忧伤种种。
我对古典音乐的标题有着某种程度的“警觉”
，它们很多都是后加的。
比如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甚至写进了中学英语教科书。
如果你认真去听这段音乐，开始的部分的确给人一种置身月夜的感觉，但是再往下听，始终都是这个主题吗？还有贝多芬的《命运》《欢乐颂》，都像刷在墙上的标语一样，被定义，被局限，以至于我现在听贝多芬的交响乐越来越少。
当音乐被过分地标题化，过分地凸显“意义”
时，“懂”
是“懂”
了，但反而会出现另一种距离。
我直到现在都不太敢听《梁祝》，几乎从来不听，为什么？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弄懂所谓的古典音乐，搞到一盘《梁祝》的磁带，印象很深，是西崎崇子演奏的。
那时的音乐出品人真认真，磁带里附了一份很完整的文案，把这个曲目的每一段旋律乃至哪种乐器代表了哪种情绪全都写出来了。
当时觉得挺过瘾—这块代表封建反动势力，这块代表婚姻受阻，这块代表离情别绪。
按照文案的提示听下来，我觉得这音乐我有点儿明白了。
但是从此我再听就很腻，因为它拒绝了我所有的联想，音乐要是那么简单，就不是音乐了。
我永远忘不了1994年冬天，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我自己策划的一个系列访谈，要采访十一位空前绝后的老学者，这是中国电视界没人干过的事。
谁呢？季羡林、启功、张岱年、胡绳、任继愈、张中行等等，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个不到七十岁的，是汤一介。
那时候我记了数万字的笔记，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看那些老学者的背景资料，记录“路标”
，整理问题。
我一直是音乐的爱好者，但古典音乐还时常找不到感觉。
但是有一天，放进了一张梅塔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我依然把它当成背景音乐，自己在读在写，但是当第一乐章的转折出现的时候，我的笔往那儿一扔，眼泪哗地就下来了，生理反应。
从来没有一份说明书上写着，第一乐章转折到哪儿，它代表了什么，而我在那些八十多岁老人的故事中，在整整一个世纪的脉络里沉浸了很久，那一瞬间的音乐忽然让我感觉，所有的老人都回到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也曾春光灿烂、朝气蓬勃，那种极其美好的回忆在微弱的乐声中慢慢慢慢呈现出来。
后来我去找到相关的介绍，大致还真是这意思，虽然也不一定很准确，但的确是一种提示。
那一瞬间，我找到感觉了，从此觉得进入古典音乐并不难，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只要放下想要“听懂”
的目的，全然放松地去感受，用我心里有的东西跟音乐所给予的东西去碰撞。
碰撞出来的不一定都是欢愉，也有痛苦，可能到了某一个年岁，突然会喜欢上一种秋风萧瑟或含泪微笑的旋律。
有人说，痛苦的时候要听欢乐的音乐，我不这么认为，我痛苦的时候要是让我听《节节高》，恨不得把机器砸了。
痛苦的时候要听同样痛苦的声音，它反而会抚慰你。
尽管大多数时候音乐只被我们当作生活的背景，但是你要知道，好音乐全是抢戏的，它绝不仅仅甘当背景。
无论你正在读书还是写字还是干别的什么，突然这一瞬间你停下来了，这就是音乐抢戏了，它触碰了此时此刻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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