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他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草稿。
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来。
一九四六年，我奉调回四川做地下党工作。
我知道四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掉。
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的。
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
我抄出《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鹤同志看，他觉得有味道，准备拿去发表。
可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
一九六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来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
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
于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他大量文稿、素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作罪证，在“大革文化命”
的十年间被抄走了。
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
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了出来。
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
的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
，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
那些文章的强词夺理、捕风捉影、含血喷人、色厉内荏之神妙和那个秀才班子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态，使我既觉有趣，又觉可怜。
我特地把这些奇文剪贴成册，写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
他们硬封我为“周扬黑帮”
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亚群组成“四川的三家村”
，由我荣任这个三家村的黑掌柜。
而且一个由造反派联合而成、规模不小的“打马联络站”
和“战斗队”
也行动起来，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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