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寻着失踪的哥哥的足迹，来到了耶森尼克。
二十五年过去了，或者就是一天。
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刚刚在学校里考完最后一次试。
本来我会觉得一身轻松，因为在苦读了数个星期之后，这个夏日也该听我安排了。
然而，我却心事重重地驱车离去了：在位于林肯山村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多病的母亲和那个精神错乱的姐姐。
此外，在最后一年里，我摆脱了教会寄宿学校的日子，已经习惯了克拉根福特班级的群体生活。
这里女孩占多数。
此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孤零零的。
当别人一起踏上前往希腊的汽车时，我却充当了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宁愿独自踏上去南斯拉夫的征程。
（实际上，我只是没钱一起去旅行。
）再说，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国外。
虽然斯洛文尼亚语对克恩滕南部乡村的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外语，可我几乎并不怎么精通。
那个耶森尼克边防士兵看了一眼我那本新近签发的奥地利护照，自然用他的语言跟我搭上了话。
他一看我听不懂，便用德语说，Kobal（柯巴尔）不就是个斯拉夫名字吗。
“Kobal”意味着两腿叉开之间的空间，意味着“步伐”，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叉开两腿站立的人。
照这样说，我的姓则更适合他，也就是这个士兵了。
他身旁那个年长些的官员身着便衣，满头银发，架着一副圆形无框学者眼镜，面带微笑解释说，那个从属的动词则意味着“klettern”（攀登）或者“reiten”（骑马），所以，我的名字因为对马的热爱与Kobal很般配。
我总归有一天要为自己这个名字而争光。
（后来我又多次碰到，偏偏就是一个所谓进步国家的这些官员却显示出惊人的素养。
这个国家曾经是昔日一个大帝国的部分。
）突然间，他变得严肃起来，靠前挪了一步，神情郑重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一定要知道，二百五十年前左右，曾经有一个名叫Kobal（柯巴尔）的民族英雄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格里高尔·柯巴尔出生在托尔敏地区，在这条河上游，继续往下流到意大利就叫伊松佐河。
1713年，柯巴尔是托尔敏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首领，第二年就与同伙一起被处决了。
如今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依然因其“放肆”和“大胆”而著名的警句就出自他之口：皇帝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人们要自己来掌管一切事务！
受到如此一番教诲——用我所知道的东西——之后，我才获准挎上海员背包，不用出示现金，走出那个黑乎乎的边境火车站，进入那个南斯拉夫的北方城市。
当时，在教学地图上，在耶森尼克旁边，括弧里依照标示着“阿斯令”这个奥地利原名。
我久久地站在火车站前，连绵的卡拉万肯山脉就耸立在我身后。
我有生以来，它始终展现在我眼前的远方。
一走出隧道，便是一片城市，直穿过蜿蜒狭长的河谷。
河谷两边的上方露出一线天空，向南延伸而去，又被笼罩在钢铁厂的烟雾之中。
眼前一道长廊，一条马路，熙熙攘攘的，左右两边尽是岔开的陡峭小道。
那是1960年6月末一个酷热的夜晚，路面上泛起一道直刺眼睛的亮光。
我发现在那扇大弹簧门前，川流不息的小车一辆接一辆停靠后又驶去，让门后的大厅里充满了一片昏暗。
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情形，到处灰蒙蒙一片，灰蒙蒙的房子，灰蒙蒙的街道，灰蒙蒙的汽车，与克恩滕城市的色彩缤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毗邻的斯洛文尼亚，克恩滕有“圣美”之称。
这个美誉是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
在那里，夜晚之光让我的眼睛无比惬意。
我乘坐通往这里的奥地利短途客车即刻又会穿过隧道返回去。
它就停在后面的轨道上，被夹在那些庞大的南斯拉夫老式火车中间，看上去干干净净，五彩缤纷，活像一个玩具火车。
那些在站台上大声寒暄的乘务人员身着蓝色制服，为这灰蒙蒙的氛围点缀起他国异乡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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