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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众人现了一个真相，似乎留下来的都不是大粮商，而且还都没有参与宁波粮价风波的商人。
并不是他们不想参与，而是家里的资本太小，如此大的场面，他们连喝汤的机会都没有。
显然，在场的诸位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秋后算账，至少他们这些还未被军队抓走的人可以稍微放下一点提着的心了，至少不用担心深陷囹圄，遭受身心饱受摧残的苦难。
至于那些胆大妄为的大粮商，是死是活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关心的了。
在宁波城内，王学谦听取了戴笠连夜赶来的汇报，杭州的收官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漫长的举证和审判的时间，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比如说张静江，按照‘国党’举事的传统，这位被巧妙的‘营救’了出去，然后一只脚跨上了远去的邮轮去了日本。
接下来，摆在王学谦面前的就是福建的问题了，福建自从李厚基时期就开始动乱不止，原因很多，关键是地方势力的团结，还有就是李厚基势力的削弱，此消彼长之后，造成了李厚基在近几年福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而且李厚基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他需要大量的资金用来扩充军队，另外孝敬燕京的几位大人物也是不能少的。
所以，李厚基在税收上的增加导致了地方和督军府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最后，引了兵变和动乱。
最要命的不是兵变和叛乱，而是李厚基命令平叛的军队，竟然打不过一群地方豪强组织起来的民团。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李厚基在福建的日子长不了。别看正规军人数数万，可就是纸糊的一样，不经打。而这种局面下，李厚基的实力再一次被削弱。最后引起了福建南部整体的叛乱和对抗局面。
可以说，如果孙传芳不带着第二师的主力进入福建戡乱，照着福建的趋势。用不了两年，就能实现闽人治闽，地方势力彻底将北洋的势力驱逐出福建范围内。实现民国初期不少一知半解的民主派系吹捧的地方自治的理想政治体系，这种美国奉行的政体。在民国是没有任何借鉴价值的，这帮人是‘昏头了’，这样的结果就算是王学谦也不能忍。
完全的地方自治，对于民国来说等同于分裂。只不过说法上的不同而已。加上福建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割让台岛之后，福建成了日本渗透南方地区的要目标。要不是福建多山少地，各地民风迥异，难以买通，恐怕民国最大的危机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