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观点 突围的得失-《斯普特尼克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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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村上春树第九部长篇小说,1999年由日本有名的大出版社讲谈社出版。

在此之前,他有四年基本没写小说。

采访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据此写了纪实文学作品《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该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信徒(包括原信徒),写了《地下》的续篇《在约定的场所》。

此外出版了同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集《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还整理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为研究生上课时的讲稿,以《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为书名出版。

同时出版了纪行文学《边境?近境》。

也就是说,在写完三卷本《奇鸟行状录》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除了收在《列克星敦的幽灵》中的几个短篇,村上没有能够进行小说创作。

反过来说,那部用四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巨制,几乎耗尽了村上身上所有的小说创作能量,致使他差不多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只能转而从事“非小说”

的写作。

一系列“非小说”

作品中,对于村上最重要的莫过于《地下》。

在面对面采访六十余名毒气受害者和写作过程中,村上受到了始料未及的震动,促使他就人生意义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度思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日后人生的行进方向。

至于那种改变究竟多大规模,他当时还说不清楚。

因为一切都是在肉眼看不见的深水下进行的,无法用语言客观地将其动向说得一清二楚。

村上为此感到焦躁、乖离和困惑。

他在为《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2卷(讲谈社,2003年)写的“解题”

中这样说道:

唯其如此,作为我只能最大限度回避将自己体验到的“莫名其妙”

(わからなさ)诉诸言语化这一逻辑程序,而将其整个转换为“物语”

这一不同的体系,经过一定时间后再作为综合性的tangible(可触知的)的整体形象展示给世界。

……我需要准备时间,需要时间将它彻底吞进去并有效地加以消化。

我隐约觉得大约需要三年时间。

我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想起写《斯普特尼克恋人》这部小说的。

也就是说,当时我处于“中间地段”

我很想写小说,在长时间从事非小说写作之后,我的身心迫不及待地要写小说。

但那时我清楚知道自己要写的东西可能不会成为综合性的、换言之即贝多芬的“奇数式”

作品。

因为我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当时我想写的是能够为自己本身预热的、比较个人化(personal)的“台地式”

作品。

写这样的作品应该可以调整自己的状态,使得自己投入格局更大的写作。

换句话说,那应该可以使我的方向变得更加明确,可以使我沿着那个方向稳稳推进一个刻度。

以上大体是《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创作背景。

就故事来说,这是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

斯普特尼克(Sputnik)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名称,意为“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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