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用树枝做的畸形花环、一套不完整的画有菠萝的放餐巾的木环，以及一支满是煤油味的粗胖蜡烛。
在我生日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龙爪似的烤炉抗热手套。
我相信，她是出于好意。
或许她是想软化我；她是浸礼会教友，总想尽早地让我皈依基督，或者让基督感化我。
可她的家庭却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她母亲瑞妮就不大信奉上帝。
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问题。
如果你遇到麻烦，你自然就会想到求助于上帝，就像求助于律师一样。
但如果真到了求助律师的地步，那就必然是大麻烦了。
不然的话，也犯不着花一笔律师费。
当然，瑞妮在厨房中靠她的一双手就足够了，用不着求谁帮忙。
盘算一下之后，我在格莱姆林甜饼店买了一份燕麦巧克力甜饼和一塑料杯咖啡，然后坐在一张长椅上歇歇脚，边喝边吃。
耳畔传来了录音机放出的轻快、哀伤的乐曲。
钮扣厂是我的祖父本杰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创建的。
随着大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制衣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钮扣的需求量很大。
钮扣的成本低，价钱也便宜。
瑞妮说，这一点正是祖父稳操胜券的原因。
祖父早就看准了机会，运用了上帝赋予他的智慧。
他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迁移到这里来的；当时这里的地价便宜，又有很多建设的机会。
这个小镇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被烧毁了，因此有大批的重建项目。
这里的人除了普通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三个巡回牧师、两个无能的土地投机商和一个小贪污犯之外，都是日耳曼正统派与第七代清教徒的混合人种——不仅勤劳，而且狂热。
对于我祖父来说，这就像一次赌博，尽管他的赌注只是他自己。
他的父亲曾是提康德罗加港最早的磨坊主之一，拥有一个不大的代客加工的磨坊；在那个年代什么都靠水力。
他的祖父因所谓的中风去世时才二十六岁。
他当年继承了那座磨坊，又借钱从美国引进了制造钮扣的机器。
最早的钮扣是用木头和骨头做的，好一点的则用牛角。
后两种材料在附近的屠宰场很难得到，而木头却到处都是，人们甚至嫌它妨碍耕地而将它烧掉。
有了便宜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不断扩大的市场，他的事业怎么可能不兴旺发达呢？
祖父公司里生产的钮扣不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最喜欢的那种。
他们没有小珠母钮扣，没有精致的黑玉钮扣，也没有淑女们白皮手套上的那种钮扣。
他们生产的钮扣好比鞋子中的套鞋——古板而实用，用在大衣、外套和工作服上，外形不免有些粗笨，甚至粗糙。
你可以想象它们被缝在女人长内衣后背以及男人裤子门襟上的样子。
它们所遮掩的部位看上去仍是垂悬的、脆弱的、令人羞愧的，却又是无法避免的——这类器官世人虽然需要，却又无不鄙视。
除了钱之外，很难看出这样的钮扣对制造商的孙女有多大吸引力。
然而，钱乃至关于钱的传言总会投下令人目眩的光环；我和劳拉就是在这种光环中长大的。
在提康德罗加港，没人会认为家用钮扣可笑或没啥了不起。
人们可是把钮扣当回事的：许许多多人的工作还指望它呢。
那些年来，我的祖父还买下了一些别的磨坊，把它们也改造成工厂。
于是，他有了一家生产内衣和连衣裤的编织厂、一家袜厂，以及一家生产诸如烟灰缸之类的小陶件制品厂。
他为自己工厂的良好状况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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