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还没有呢。
我们换了号码，是麦考莱6204。
我想问你件事。”
“嗯，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我想同你吃午饭，就这事儿。”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
什么时间？”
“明天行吗？”
“不，明天不行。
你瞧，我就是得把这篇文章……”
“星期三呢？”
“星期四行不行？”
“好吧。”
她说。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好吧”
这两个字里所包含的失望——我们的自尊心就是这样欺骗我们的。
“那么一点钟我在皇家咖啡馆里等你。”
“你真是太好了。”
她说。
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她说的是真心话。
“星期四见。”
我手握听筒坐在那儿，像审视一个人们不想认识的傻瓜和丑八怪似的审视着仇恨。
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而且一定是赶在她离开电话机前截住了她。
我对她说：“萨拉，明天可以。
我刚才忘了点事儿。
老时间、老地点见。”
我坐在那里，手指搭在沉默下来的电话机上，心有所期，暗暗想道：我记得呢，这就是希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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