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起来不太惊讶。”
“我为什么要惊讶？这年头我听见谁还活着会比较惊讶。”
“如果我告诉你他是被谋杀的呢？”
“啊，呃，这就不一样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你对侯格林有什么了解？”
“一点也不了解。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列宁格勒，他患有弹震症。”
“你们没有一起回挪威吗？”
“侯格林和其他人怎么回来的我不知道。
一九四四年冬天，一架苏联战斗机投了一枚手榴弹到战壕里，把我炸伤了。”
“一架战斗机？手榴弹从战斗机上扔下来？”
爱德华简洁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我在战地医院醒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全军撤退了。
那个夏天我被转到奥斯陆辛松学校的战地医院，然后就签投降协议了。”
“所以你受伤之后就再没见过其他人了？”
“我在战争结束后三年见过辛德。”
“在你服刑完毕后？”
“对，我们在一家餐厅碰到的。”
“你对他叛逃有什么看法？”
爱德华耸耸肩。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至少在大家还不知道战争会怎么结束时，他选择了一边，这已经比大多数挪威男人强太多了。”
“这话怎么说？”
“二战时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晚出手的人会永远正确。
一九四三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阵地在后退，可是情况到底有多糟却没人知道。
总之没有人可以责怪辛德像墙头草一样倒向敌军的阵营，他不像那些战时一直坐在家里的人，等到最后几个月才突然赶去加入抵抗军。
我们都把这种人叫作‘后期圣徒’。
这些人中，有的到今天还夸口表扬那些公开表态的挪威人，认为他们是英雄，选择了正确的一边。”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谁做出了你说的这种事？”
“当然有几个例子可以举，就是那几个后来享受英雄待遇的人，可是那不重要。”
“盖布兰呢？你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
后来他救了我一命。
（第3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