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车直到六十年代初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囚车是跟我父亲一起，要不是这次风波对我而言有一种象征意义，我不会在这里说。
当时的情况很平常。
我十八岁，还是未成年人。
我父母离异，但还住在同一栋楼里，我父亲和一个麦秸色头发的女人住在一起，她很神经质，长得就像如假包换的麦琳娜·德蒙吉奥。
我跟我母亲住。
那天我住在同一楼层的父母吵了起来，就为了那一点点在几次法律程序之后法院判我父亲必须付给我的抚养费。
塞纳大法院。
上诉法庭第一附加庭。
判决送达当事人。
我母亲要我去按我父亲家的门铃，让我跟他要那笔他应该付给我的抚养费。
很不幸的是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活路。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
我按了他家的门铃，本想跟他好好说，甚至想跟他说很抱歉打扰他。
他当着我的面，把门啪的关上了；我听到那个假麦琳娜·德蒙吉奥大喊大叫，又叫警察又叫救命，说有个“小混混到她家捣乱”
。
几十分钟后，警察到我母亲家找我，我和父亲一起上了候在楼房前的囚车。
我们面对面坐在木头长条凳上，各由两名看守看着。
我在想这是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二十年前就经历过了，一九四二年二月的那个夜里，他被犹太问题警署的便衣警察押上了囚车，跟我们现在坐的这辆也差不多。
我在想他当时是否也在想这件事。
不过他假装不看我，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完完全全记得当时的路线。
塞纳河边的码头。
然后是圣父街。
圣日耳曼大街。
红灯停，在双叟咖啡馆露天座附近。
透过有铁栏杆围着的窗玻璃，我看到顾客坐在露天咖啡座上晒着太阳，我很羡慕他们。
不过我冒的风险也不算什么：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个平庸而宁静的时代，也就是之后所谓的“光辉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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