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出这份资料,也找不出除他以外,案犯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
不过,那些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个人的说明。
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是否真的为日高邦彦所拨打,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审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条线索贯串始终,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手记里。
将自己的推理所得重新整理清楚后,我向上司作了汇报。
上司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也赞同我的看法。
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可疑。
野野口的手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
我和上司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表现之一。
“现在只欠物证了。
”上司说。
我也有同感。
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有情况所作的合理推断。
还有一个问题。
案犯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自不必说,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
相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
那时在初中任教的他,总是冷静过人,凡事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差错。
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而是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作出最无争议的决断。
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
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特点:“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
正因为他不想操心学生的问题,也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总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了作家。
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错觉上。
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什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
重要的是,维持这种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
因为若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酒而已。
”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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