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像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懑、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
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
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年各一篇。
尽管绝望，他还是没有自杀。
他永远和唯我主义者的“我”
斗争着。
他永远在和丑恶的现实，在和造成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战斗着。
在他几次想到自杀的这些寂寞、悠长的岁月里，他写着他的杰作，他发表了他的部分写作，不多的读者在读他，最后，他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说他是“观念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
。
他写信给巴尔扎克表示感谢，说：“我梦想在一八六年或者一八八年左右，我也许要得到若干成功。”
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他某些其他预言一样，历史证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确。
他深信未来属于他，属于《高老头》的伟大作者，而不属于那些扬扬得意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
一种不屈不挠、乐观而清醒的战斗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动力。
在“仇恨迷信和虚伪习气”
上，司汤达比前辈伏尔泰走得远多了。
他的年轻要好的朋友梅里美回忆他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得来他的见解，谈起一个问题来，他不幸几乎和每一个人的看法相左。”
他的一个格言就是永远不饶恕谎话。
在《红与黑》正文开始之前，他放了一句丹东的话：“真实，严酷的真实”
，说明全书的意图。
对于司汤达，“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恶，就是增加祸害。
此外一切，只是虚伪或者资产阶级的愚妄。
应当永远抓住机会教育青年”
。
他自己出身于外省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是他“对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事物，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饰的蔑视”
。
在《红与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遗著《吕西安·娄万》里，他对外省和巴黎的资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发式的批评。
他更猛烈的鞭挞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
一时他说，“我以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一时又说，“贵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敌”
。
梅里美记述道：“他从来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
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道：“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认上帝，可是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
我们晓得，说到最后，伏尔泰是一个泛神论者，而司汤达根本把上帝当作他的仇敌。
德莱克吕日记录他这方面的议论道：“就算有一个上帝吧，可是哪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过上帝是善良的啊？什么！
你希望我爱戴一个创造鼠疫和疥疮的上帝？为了叫我受罪，一步给我来一个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来就害病，这是怎么样的上帝？”
（第2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