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被搬运了很多次、已经陈旧不堪的锡质文件箱保存在查林十字街的考克斯有限公司的银行保管库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约翰·华生，医学博士，曾隶属印度部队。
箱子里满满地塞着纸张，记录的差不多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各个时期侦查过的案子。
其中却还有一些未曾侦破成功的案件，这些案子因为没有结局而无法加以叙述。
也许对于研究者来说，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是有意思的，但在一般读者看来就不免枯燥无味了。
这一类中有詹姆斯·菲利莫尔案，这位先生只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取雨伞，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案子，有一艘阿丽西亚号的小汽艇，一个春天的早晨它驶入了一小团雾气中后就不见了，再也没有船上人的消息。
还有伊萨多拉·伯桑诺案，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和决斗者，突然有一天彻底精神失常了，两眼瞪着一个装有一个奇怪的无名肉虫的火柴盒。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与某些家族隐私有关的案件，一旦公开出版会使许多上流社会的人产生恐慌。
这种泄露秘密的事我是绝不会干的，这也不必多说。
因为我的朋友现在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如今就可以清理出这些旧记录并加以销毁了。
此外，还有不少案卷都有不同程度的趣味，我本来也可以将其编辑出版，然而我想，读物太多可能会使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受到影响，所以没有整理。
在这些案子中，我曾参与过一些，可以说是目击证人；还有些我没参与过，或者只是稍稍过问过，因此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
下面叙述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件事发生在十月，一天早晨狂风大作，我在起床穿衣时亲眼看到狂风将后院里挺然立着的那棵法国梧桐所剩不多的树叶卷去。
我到楼下去吃早餐，想到我朋友，认为他一定正郁郁寡欢，这就像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环境很容易影响到他的心情。
然而我想错了，他都快吃完早餐了，而且心情十分愉快，表现出他高兴时特有的那种略有不祥的雀跃之情。
“有要办的案子了吧，福尔摩斯？”
我问。
“推论法都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华生，”
他对我说，“推论也被你用来研究我的秘密了。
是的，是有案子了。
琐事和停滞无为的生活已经持续一个月了，车轮又转起来了。”
“我可以参加吗？”
“可参加的行动没有多少，不过我们可以共同讨论，等你先把新厨子给咱们煮老了的鸡蛋吃掉再说。
不能说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看见的前厅桌上的那本《家庭》杂志没有一点儿关系。
即便是煮鸡蛋这类小事情，对诸如计算时间这样的注意力也有要求，而这一点与那本优良杂志上的恋爱故事有矛盾。”
十五分钟后，桌子撤了，我们相对坐在那里。
他把一封信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你听说过吧？”
他问我。
“你说的是那个美国参议员？”
“对，他曾当选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更广为人知的是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这个人我有耳闻。
他不是还在英国住了不少日子吗？大家都熟悉他的名字。”
“就是，五年前，他在汉普郡买了一个挺大的农庄。
他妻子惨死的事大概你已经听说了吧？”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因此成为新闻人物的。
细节我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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