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有这种感觉。
他很小，死的第二个孩子，但是他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跟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是由他自己的行为导致的。
他想要钱，于是他冒了险。
他够聪明，够机敏，肯定知道自己在冒险，可还是被钱吸引了。
他只有十岁，但这种因果报应对谁都一样，跟他是三十岁、五十岁甚至九十岁没有关系。
您知道听到这种案子，我最先想的是什么吗？”
“让我说，”
埃姆林小姐说，“相比同情，您更在乎正义。”
“同情，”
波洛说，“在我看来帮不了利奥波德。
怎么都帮不了他了。
正义，您和我——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您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伸张正义。
有人会说即使这样也帮不了利奥波德了，但是如果我们行动够迅速的话，就可以帮助其他的利奥波德，可以保住其他孩子的性命。
情况很危险，那个凶手已经杀了不止一个人，对那个人来说，杀人已经成了一种自保手段。
我现在正要回伦敦，回去之后我会和一些人商量行动方案，也许，我还要先说服他们接受我的论断。”
“那不太容易吧。”
埃姆林小姐说。
“是的，我知道很难。
作案的手段和动机都很难确定，但是我想我能说服他们接受我对案子的猜想，因为他们了解罪犯的心理。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需要您的建议。
这次只是您的观点，不需要证据。
您对尼古拉斯·兰瑟姆和德斯蒙德·霍兰德人品的看法如何？您觉得我能相信他们吗？”
“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
这是我的观点。
在某些方面他们很愚蠢，但那些只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完好无瑕的，就像没有被虫蛀过的苹果。”
“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就又提到苹果了。”
赫尔克里·波洛难过地说，“我得走了。
车在外面等着呢。
我还有一个人要去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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