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心目中的主要人选是我。
而我也千依百顺,默默挹注了大笔资金支应各种开销、演员薪资、布景画家费用、音乐家酬劳等等。
我也借了愈来愈多钱给那个永远无力偿债(却始终挥霍度日)的费克特,得知狄更斯也是费克特豪奢生活的资助人,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安慰(如今我知道狄更斯总共借给费克特超过两万英镑)。
《黑与白》演出六十天后落幕,费克特耸耸肩,又去物色新的演出机会,我却收到账单。
等我终于堵到费克特,问他什么时候还我钱时,他用他那幼稚的狡诈说道:“亲爱的威尔基,你知道我爱你。
如果不是因为我坚定地相信你也爱我,你觉得我还应该这么爱你吗?”
他的回应让我想到我仍旧持有可怜的黑彻利的手枪,里面还有四发子弹。
当时母亲的遗产、《月亮宝石》和其他创作的收入已经几乎耗尽,为了支付账单,让自己摆脱接踵而至的债台高筑窘境,重建经济安全,我做了所有作家面临这种紧急状况时都会做的事:服用更多鸦片酊,每晚注射吗啡,喝更多葡萄酒,更常上马莎的床,并且开始创作新小说。
《黑与白》首演那天狄更斯从座位上跳起来鼓掌,可是一个月后他的朗读巡演却让他不支倒地。
在布莱克本的时候他觉得头昏眼花,到了博尔顿他脚步踉跄险些摔倒。
几个月后我不经意间听到他对他的美国朋友詹姆斯·费尔兹说:“……只有奈莉发现我脚步不稳、视线模糊,也只有她敢告诉我。”
奈莉就是爱伦·特南,由于四年前她在斯泰普尔赫特斯受了点轻伤,狄更斯有时候还称呼她“病人”
。
如今他才是病人,而她偶尔会陪着他巡演。
这个消息挺有意思,男人走到桑榆暮景,自己的年轻爱人变成看护,这是多么难堪的终极转折点。
我从毕尔德那里得知,狄更斯迫于无奈写信向他陈述这些病症。
毕尔德看得忧心忡忡,收到信当天下午就搭火车前往普雷斯顿。
毕尔德抵达后帮狄更斯诊治,命令狄更斯不可以再朗读,宣布巡演结束。
“你确定吗?”
当时在场的多尔毕问道,“票已经卖光了,现在退票已经太迟。”
“如果你坚持让狄更斯今晚登台表演,”
毕尔德怒气腾腾地瞪着多尔毕,眼神几乎跟麦克雷迪一样凌厉,“我可不保证他往后的日子不会拖着一条腿走路。”
当晚他就把狄更斯带回伦敦,隔天早上延请名医托马斯·华特森爵士会诊。
华特森做了彻底诊察,又询问了狄更斯的症状,说道:“根据病人描述的状况,很明显狄更斯左半身处于瘫痪边缘,很可能是中风。”
狄更斯不肯相信医生的诊断,接下来那几个月不停强调他只是过劳。
尽管如此,他仍然暂停了巡演。
原订的一百场表演已经完成七十四场,只比让他濒临崩溃的美国巡演少两场。
然而,在盖德山庄和伦敦度过相对清闲的几星期后,狄更斯开始逼迫华特森医生答应让他重拾改期后的巡演。
华特森摇头拒绝,警告狄更斯不可过度乐观,还要他格外当心,他说:“预防措施总是招致人怨,因为尽管它的成效最卓著,却最难看出它的迫切性。”
毫不意外,狄更斯辩赢了,他总是会赢。
不过,他同意这最后一波巡演,也就是真正的告别朗读,不会超过十二场,不需要搭火车,而且延后八个月,1870年再登场。
于是狄更斯回到伦敦,工作日(周末他多半回盖德山庄)都住在威灵顿街《一年四季》办公室楼上,将全副精神投注在杂志的编辑、翻新、撰稿与筹划工作上。
如果他找不到事做(有一次我进办公室去领支票看见的情景),就会进入威尔斯那间如今经常无人坐镇的办公室收拾、整理、布置、掸灰尘。
他还要求他的律师欧佛利起草他的最终版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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