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说：‘可是你对安土伟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说：‘知道呀。
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我认得他母亲，她很可靠。
’或者是这一类的话。”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场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们认为是这样。”
“我们？”
“大夫和我。
史本赛·胡弥大夫。
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不能替别人发言。”
“现在，乔丹小姐，”
那位律师说着，停顿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月四号之间，你是否注意到胡弥先生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发生变化是什么时候？”
“在那个礼拜六早上，就是他过世的那个礼拜六。”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劳顿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态度下，她现在已经够镇定了。
她用很低但是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说话。
起先不知道两只手该怎么办：在栏杆上放上放下，最后下定决心紧紧地握在栏杆上。
在她说到那封她协助写成的信时，她的两眼有种干涩的表情：她是在相当困难地强忍住泪水。
“事情是这样的，”
她开始说道，“礼拜五那天说好了，史本赛·胡弥大夫和我要到索塞克斯去和玛丽的朋友们共度周末。
其实是要去亲自向玛丽道贺。
我们要开车下去；可是要等到礼拜六傍晚才能动身，因为胡弥大夫在圣普瑞德医院工作，要很晚才走得开。
礼拜五晚上，玛丽从索塞克斯打电话给她父亲，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我必须把所有这些事跟你们说，因为——”
律师很温和地怂恿她继续说下去。
“艾佛瑞·胡弥先生原本也打算和你还有那位医师一起去度周末的吗？”
“没有，他不能去。
他礼拜天还有事，我想是长老会的账务问题什么的吧；反正他不能去，他说要向大家问好，而我们准备带玛丽和我们一起回来。”
“原来如此。
那到了星期六早上呢，乔丹小姐？”
“到了礼拜六早上，”
证人回答道，把压在她心上很久的事全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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