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贻遇刺后，乔松年写诗吟咏，其中有“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
之句，显然是讽刺马新贻“渔色”
。
既然马新贻当时的顶头上司都说他“渔色”
了，民间当然就更加信以为真了。
马新贻死后不久，他的小妾郑氏在江宁府后院上吊自杀，这小妾便被说成是曹二虎之妻，更成了马新贻“渔色负友”
的佐证。
而张文祥一击得手，精准地刺中要害，表现出职业杀手的素质，也让张文祥勤练刺牛皮一说更加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其实，同治四年马新贻已经升任浙江巡抚，人根本不在安徽，他在浙江任上做了许多好事，很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马新贻借寿春镇总兵之手杀曹二虎一事也不合常理，真要杀人灭口，秘密通知徐周即可，何须将曹二虎当众处死？而马新贻一生颇有清名，并非传闻中那般无耻好色，他死时跟在身边的两名小妾金氏、郑氏均已经年过四十，跟随他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又哪里来的曹二虎之妻？
而乔松年有意写诗嘲讽马新贻的动机也十分可疑。
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后，乔松年调任陕西巡抚。
不久，马新贻升闽浙总督、两江总督，青云直上，乔松年却因病被免职。
昔日的下属飞黄腾达，而自己却江河日下，乔松年心中很不好受。
此人出身富贵之家，自小养尊处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身上有极浓的纨绔之气，即使做过巡抚这样的大官，也不改其本性。
恰好刺马案发生后，迷雾重重，真假难辨，乔松年幸灾乐祸，趁机附和“渔色负友”
说，写歪诗泄愤，推波助澜，也不足为奇。
之前马新贻被张文祥一刀刺中时，大喊了声：“找着了！”
被好事者解释为“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
的意思，认定马新贻与张文祥是旧识，让“渔色负友”
说听起来更加煞有介事。
其实马新贻是山东人，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喊的那一句本是：“扎着了！”
马新贻在遗疏中还特意提到自己是被“不识姓名之人”
所刺，以他当时命悬一线的状况，十足可信。
在“渔色负友”
版本的传闻中，张文祥被塑造成忠肝义胆、为友复仇的侠士形象，大有昔日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风度。
但如果马新贻真是富贵背友的话，曾国藩的结案已经多方顾及马新贻的体面，作为马新贻亲信的孙衣言、袁保庆，应该考虑到马新贻的名声重要，立即接受曾国藩的结案才合情合理，为什么二人却拒绝在奏结上签字呢？对于马新贻的个人生活，自小跟随在他身边的四弟马新祐（马新贻被刺时任河南试用知县）应该最清楚。
如果马新贻真是帷薄阴私，为了澄清人品，马新祐应该立即接受审讯官员的结案，以为兄长掩饰。
可是即使后来张文祥被凌迟处死后，马新祐还是觉得兄长疑案未明，并为此而怅恨终生。
种种疑点，只能说明“渔色负友”
版本的故事完全是伪造出来的，有太多牵强附会的成分，根本不足采信。
有意思的是，刺马案发生后不久，江宁的酒楼茶肆开始传唱《金陵杀马》的评弹。
没过几天，上海租界里的丹桂茶园又编排出了《刺马》一戏，其中马新贻是一个忘友背主、勾结洋教、出卖朝廷的大坏蛋，而张文祥则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大英雄。
戏上演后轰动一时，朝廷竟然也没有派人出面干预。
当时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也赶来凑热闹，出试题的时候，竟然寓其讥讽。
第二种传闻则是马新贻“私通回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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