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和临江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杨学恭、刑警大队教导员孙建明商定，把侦查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布置了紧急调查任务：一组负责对幼儿园作详细了解，弄清接走小磊的具体时间、过程以及接人者的体貌特征；向居住在幼儿园附近的住户，以及在发案时间段内经过幼儿园周围路段的所有人员，作逐个走访，以确定目标，发现线索。
二组负责对河道、荒地、空屋、草木隐蔽处等方位的搜寻，对驶经姜桂的公交和出租车驾驶员访问，以发现作案现场或失踪幼童的踪迹。
三组专门找姜作忠家人以及他的亲友、邻居谈话，重点了解姜作忠一家人最近几年的生活、交往以及对外发生的矛盾、纠纷等情况，以判断小磊失踪的原因，或者说是作案者作案的动机。
经过半天半夜的紧张工作，调查结果表明，小磊是被一个操本地口音的陌生男青年从幼儿园接走，之后便失去了踪迹。
姜作忠一家人在当地还算厚道，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对别人一般不计较小利，因而不论在上海还是在本地，对外交往中，没有发生过引人注意的矛盾或纠葛。
照此看来，小磊的失踪，与绑架人质有关。
姜家在上海办拆房公司，赚了大钱，在当地早有传闻。
如果这种判断不錯，那么，绑架者的第二步动作，应当是开始敲诈。
我们随即对姜家的通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並部署了在姜灶地区的全面排查。
同时要求村组干部全力配合，公安人员工作不计昼夜，限令案件必须在三日内破获。
面对这起绑架幼童案，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肩头压力的沉重。
即使绑架作案者的目的，只是为了挾持人质以胁迫敲诈，但人质不是一个物件，他要吃要喝要自救，特别是一个事理还不分明，利害难以判断的小孩，哭喊吵闹难以避兔，这对绑架者而言，拖的时间越长，麻烦和风险越大。
因而绑架者不可能长久保留人质，“撕票”
、杀害人质的恶果，随时都会发生。
受害者家人出于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将解救幼童、惩办凶手的责任交给了人民警察，如果此后发生了意外，我们将无法向受害人作出交待。
这时，我们内心的惶急和不安，决不亚于姜作忠一家人。
第二天一早，我便跑到姜家，对双目通红、唏嘘不已的姜作忠特别言明：从现在开始，凡是发生了与小磊有关的任何情况，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决不能自作主张，私自行动。
否则，贻误了时机，造成了恶果，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
我们目标一致，为了救出小磊，一定要倾力合作。
听完我的话后，姜作忠沉思了片刻，站起身来，庄重的点了点头。
我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非常诚挚的对他说：“我代表侦查人员向你感谢，感谢你的合作。
现在，我们的心情和处境与你一样，不能有任何的疏漏，不能有絲毫的懈怠，决不能因为工作中的失察而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听了我的话，姜作忠的泪水又滚滚而下。
这天上午十时整，我们预想的情况发生了。
住在姜作忠西面不足二百公尺的村党支部书记家里，电话铃响了起来，女主人老黄抓起听筒，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请你叫姜作忠来接电话。”
老黄觉得有些奇怪，说话的口气也就不那么好听：“他家里有电话，为什么不直接打过去？我这里又不是公用电话，还要叫我去喊人！”
哪知道对方的口气更強横：“你还是去叫吧，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他。
耽误了恐怕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这时老黄猛然想起小磊的事，莫非这个人知道了内中情况？于是大叫了一声“你等着”
，忙不迭去姜家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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